台灣輔仁大學兩岸關係學暨國際關係學教授 潘錫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近一個月在國內與國際場合，陸續會見德、美、法、澳、韓、日等各國領導人，與西方大國關係的修補與和緩，可視為是其「大國外交」的成功。尤其，日前在印尼和泰國接連舉行了20國集團峰會（G20）及亞太經合會議（APEC），習近平藉由兩次峰會之便分別會見了11、13國的領導人，可見其「元首外交」、「大國外交」的目標，有助於穩定中國與亞太、歐洲的關係，既不讓美國專美於前，更順利化解拜登政府營造的「圍中」態勢。最近又出席了中阿峰會、中海峰會並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意義重大。

　事實上，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後積極展開了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為「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習近平「大國外交」的起手式，從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中共二十大後首訪北京拉開序幕，隨後由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掀起小高潮。緊接着，印尼峇里島G20峰會前夕，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首度的面對面會談，擔綱「大國外交」的重中之重。G20峰會期間，習近平更是接連會晤法、韓、澳及荷蘭等國領導人，之後他又參加APEC會議，並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面對面會晤，一再體現習近平的「元首外交」、「大國外交」更趨強勢、堅定與充滿自信。

　由於習近平的「元首外交」及「大國外交」展現了「硬中帶軟」的靈活外交風格，因此已獲致如下外交成果，並且深具重要意涵：一、儘管「習拜會」在重大議題上各說各話，但卻建立了「持續溝通」和「管控分歧」的共識，可以避免因誤判而使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升高為對抗或衝突的局面。換言之，在經歷中美貿易戰、地緣政治較量、南海軍事對峙，以至半導體供應鏈爭奪戰之後，習近平展現出對美的強勢外交和戰略自信。拜登依然秉持「圍堵」中國的戰略思維，而習近平的從容自信，更有強勢出擊的突圍戰略，重新盤整與各國的一中原則框架，清晰畫定「台灣問題」的紅線。二、運用「遠交近攻」的戰略，突破美國可能對「中國崛起」所構建的包圍網，包括：習近平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對抗西方國家針對「中國威脅」所進行的認知作戰；再者，中國不會迫使任何國家在中美間「選邊站」，但鼓勵美國在歐亞的盟國「戰略自主」。三、運用「經貿」工具，分別對「親中」或「親美抗中」國家進行「獎懲」。

　「大國外交」成績亮麗

　具體而言，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啟動「元首外交」、「大國外交」，先後與來訪的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坦桑尼亞總統哈山、德國總理朔爾茨會談，外交成果相當亮麗。朔爾茨還獨排眾議，率領一批德國企業高管訪問北京，向全球傳遞中德不脫鈎信號。而「習拜會」體現中美兩國尋求「維穩」的態勢更是國際關注焦點，已造成兩種效應：一是中美關係和緩。「習拜會」後中美同意恢復氣候、經貿等對話，如：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里在COP27會議與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會晤，美國財長珍妮特·耶倫在G20峰會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會面，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在曼谷會談，中美防長魏鳳和、奧斯汀也藉出席柬埔寨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會晤；二是和解的國際氛圍：「習拜會」使得美國的盟國與印太國家，感受到美、中開始和解，了解到不會被迫選邊站，乃基於自身利益，願意積極與中國接觸打交道。如此一來，不過短短10多天時間，中美間各個重要領域的溝通渠道幾乎全面展開，顯示中美雙方在激烈競爭下，仍願意恢復溝通對話、修正關係。

　總之，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積極推動「元首外交」、「大國外交」，與西方國家的抗衡關係漸趨紓緩，G20、APEC峰會期間，習近平會見了多國領導人，也見了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習拜會」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準備安排赴北京訪問，中日的「習岸會」達成改善關係的共識，並同意安排外相林芳正訪中。至於法國總統馬克龍、荷蘭總理呂特願意在經貿領域與中國繼續交流，如實反映了「中歐經濟共生」的寫照；而澳洲總理艾班尼斯與習近平會晤，則坐實了中澳聯手是「利大於弊」。由此可見，習近平的「元首外交」、「大國外交」戰略，不僅可穩住亞太、東盟等近鄰國家，就連德、法與荷蘭等歐洲龍頭國家也選擇戰略自主，在當前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下，寧可探索與中國的政經平衡之道，而非一味扈從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