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我與杜潤生先生是晉中同鄉。世紀之初，我曾兩度躬逢先生出席的座談雅集，親耳聆聽他那穿透世事、溫潤睿智的言談。時隔多年，那份如沐春風、如飲清泉的觸動，依舊清晰鐫刻在記憶深處。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杜潤生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譽他為「農村改革的重要推動者」。

　同年冬，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農業農村部與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先生故里——晉中市太谷區陽邑鎮，共同舉辦了「農村改革論壇」。次年，論壇更名為「中國鄉村振興（太谷）論壇」，至2025年已歷八屆。在我親歷的前五屆論壇中，先後有陳錫文、段應碧、杜鷹、尹成傑、劉振偉、陳曉華、翁永曦、柯炳生、徐小青、趙樹凱、高文斌、張木生、魏唯、蔣中一、曹居中、張太英、宋洪遠、金文成等數十位深耕「三農」領域的權威學者雲集太谷，追懷改革崢嶸往事，共商鄉村振興大計。

　彼時，我任職晉中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參與了論壇的籌辦與服務。退休之後，又受市委、市政府委託，主編《農谷論壇》，輯錄諸位大家的真知灼見，梳理農村改革、鄉村振興的思想脈絡。這篇小文，是我多年研讀杜老、追慕先生精神的點滴心得，亦是作為桑梓晚輩，獻給這位鄉賢智者的一瓣心香。

　2015年10月9日，一位歷經百年風雨、傾盡一生心力守護中國農民的老人——杜潤生先生，安然辭別了這個世界。

　消息傳開，無數悼念的文字湧來。在這些文字中，最凝練傳神、讓人過目不忘的，是翁永曦送上的那副輓聯：「兼收並蓄，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德高望重，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

　短短26個字，道盡杜潤生畢生的智慧風骨，更精準點出他作為「農村改革的重要推動者」的核心成事之道——於紛繁歧見中凝聚共識，於複雜變局中穩步破局。這讓後人不禁追問：一個人，究竟憑藉何等胸襟與智慧，能讓針鋒相對的主張求同存異、凝聚共識？能在觀點交織、利益糾葛的時代困局裏，為黨中央出謀劃策，走出惠及億萬蒼生的改革之路？杜潤生用他跌宕卻堅定的一生，給出了擲地有聲的答案。

　一、傾聽：「坐下，慢慢說」

　杜潤生的智慧，首先藏在極致的傾聽之中，這是他凝聚改革共識的起點，也是其為人處世最鮮明的風範。

　在杜潤生的門生中，經濟學家周其仁對恩師風範體悟至深。他在追憶文章中寫道：「人們拜服杜潤生多方面的傑出才能——舉凡思想、綜合、協調、判斷、說服、文字以及他的講話能力，杜老的本事公認一流。不過，在下以為，他最為擅長的、也構成杜老風範最鮮明特點的，還數他善於傾聽的偏好與能力。」「是的，杜老喜好傾聽，聽情況、聽判斷、聽建議、聽議論，他總是那麼興致盎然。1980年代九號院裏開過大大小小多少會？大多數時間杜老就是坐在那裏聽。」

　一個「聽」字，看似尋常，實則蘊含超越權力與身份的格局。開會時誰在說、誰在聽，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秩序。領導大多是在說，下屬大多是在聽。而杜潤生恰恰相反，他始終是席間最專注的傾聽者，且這份傾聽絕非敷衍應付，而是全神貫注。

　周其仁回憶，當年農口開會「土」得很，發言沒有嚴格時限，車軲轆話來回說是常事，不少年輕人在底下聽得發困走神，杜老卻「總是安安穩穩地聽，不時問上幾句、點評一二，讓匯報人越講越來勁。遇到『自我感覺實在太好的』，杜老一邊批文件、寫回信、翻材料，一邊還聽人家講。」

　農業部原部長何康也有類似的感慨：杜老開會能坐得住，聽得進，精神專注，聽到關鍵處還不時插句話。有時一個論點或問題接連議論幾個小時，大家爭得面紅耳赤，杜老卻「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杜潤生的傾聽，從不設門檻。在他面前，無論贊成還是反對，無論什麼資歷、什麼身份、什麼地位，只要有觀點、有想法，都可以講。他既認真聆聽領導指示、專家學者的專業灼見，也傾心接納年輕後輩的新銳聲音，更格外珍視那些來自基層、無名無位卻滿懷赤誠的真情直言。　1979年，翁永曦還是《中國農民報》的見習記者，他送社論清樣至杜潤生辦公室，老人問及他的經歷，得知其在農村插隊十個年頭，便邀他談談對農村的真實看法。翁永曦直言不諱：農村太窮，農民太苦，國家農業政策制定應建立在務農有利可圖上；自己自幼接受「大河有水小河滿」的教育，事實上，無論自然界還是經濟生活，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滿」。

　這番話直白大膽，在當時的思想語境下略顯尖銳，可杜潤生聽後非但沒有不高興，反而很欣賞。短短一周，翁永曦便接到調令，進入國家農業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一個毫無背景的青年，只因一份坦誠的表述，便被這位前輩慧眼識才，調入中央政策研究核心機構，這種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胸襟，在當年部委之中並不多見。

　吳象曾飽含深情地回憶：「杜老作為學者、專家，作為領導、長輩，值得學習之處很多，我想強調的是，他對不同意見的態度，他的包容，他對新知識的不斷追求，他的善解人意。」

　這份包容與平和，在當年匯聚改革思想的九號院，被凝練成一句溫潤人心的話語。陳錫文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回憶，當年九號院牽頭起草中央農村工作文件，各種觀點爭論不休，每當此時，杜潤生一句溫和的「坐下，慢慢說」，爭論便會漸漸平和下來。

　「坐下，慢慢說」，短短五字，無立場偏向，無是非評判，卻有撫平焦躁、化解對峙的神奇力量。正是這樣一句不疾不徐的叮囑，恰似一捧清泉，澆滅言語交鋒的心火，讓爭論不至於走向撕裂，讓分歧不至於陷入對立，讓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的人，都能在同一個空間裏共存。杜潤生始終篤信一個樸素的道理：再尖銳的矛盾，再重大的分歧，只要雙方平心靜氣、從容溝通，就總有化解的可能，總有凝聚共識的空間。

　二、「圓起來那麼一說」：中性的語言智慧

　善於傾聽，是杜潤生吸納各方心聲、凝聚共識的基礎；而精準得體的語言表達，則是他化解觀念分歧、推動改革落地的關鍵。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包產到戶是最敏感的改革命題：分田到戶、家庭經營，是否背離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者引經據典極力阻撓，支持者心憂民生據理力爭，改革步履維艱。杜潤生面臨的難題，是既要為高層推進關乎數億農民溫飽生存的改革助力，又要費盡心思避開不必要的紛爭，在各方立場中找到平衡點，讓改革平穩落地、獲得廣泛認可。他的破局之法，便是用中性包容的語言，搭建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識橋樑。

　翁永曦回憶，他想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些詞來代替包產到戶、包幹到戶，來概括農村新的經營體制，把反對的贊成的不同意見逐步地趨向一致，這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是杜老的過人之處。

　劉堪說，當時必須要照顧到幾十年培養的集體經濟模式的觀念，改革要和這個掛鈎，不能遠離歷史。那時就有人提出，按傳統觀念理解，責任制是集體經濟內部的勞動管理制度，大包幹後，勞動誰管誰？還有聯產，其實早不聯產了。這就說明，新制度是從舊制度逐步演進而來的，它帶有舊制度的痕跡。我們不但要承認這一點，而且也要利用這一點，事情才能順利前進。

　1980年1月，國家農委召開全國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工作會議，主持會議的杜潤生安排安徽的同志以「聯繫產量責任制好處多」為題作大會發言。發言引起轟動，也引來激烈爭論。杜潤生為此專門到安徽同志住的房間，語重心長地對安徽的同志說，「是我要你們安徽同志作大會發言，你們的發言很好，理直氣壯，以理服人，這是投石問路啊！現在，各種觀點都表達出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包產到戶在全國已經幾起幾落，老百姓是擁護的，效果是明顯的，但政策是不允許的。這次你們安徽又帶頭了，讓實踐作檢驗。撥亂反正有個過程，現在還是提聯繫產量責任制為妥。」時任滁縣地委辦公室主任的陸子修感慨地說，這種既有決策審理之智，又有造心分別之慧，杜老實在是一位智慧長者。

　事實上，土地到戶的問題一旦解決，隨之而來的就是糧食多了。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還有餘糧，是否允許自由交易？農民有了大量剩餘時間，開始承包集體的魚塘或小作坊，是否允許僱工？是否允許長途販運？是否允許自買汽車、拖拉機？是否允許搞非農私人經濟？是否允許在農閒時間進城務工？等等，都刻不容緩，必須得有說法，一年不行兩年，終久繞不開。杜潤生率領他的團隊，向中央報送了一個又一個調研報告、會議紀要、政策建議，一步一步往前推：農產品流通採取「雙軌過渡」，農民肩挑手提、自行車馱運不算長途販運，農戶請幫手、帶徒弟不屬於僱工剝削，私人經濟具備可控性和可塑性……每一個詞彙的背後，都是一場思想的突圍，都是為了讓改革在共識中穩步前行。正如此，才將億萬農民一步一步引向市場，成為市場的主體，農村改革也才成為國家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後來何道峰談及這些表述，笑着感慨：這種詞語只有杜老才能發明出來。這份看似戲謔的讚嘆背後，藏着對先生語言智慧的深深敬佩。杜潤生深知，在特殊的時代下，一個措辭不當，可能會讓多年努力付諸東流，一句精準表述，卻能為惠及億萬民生的政策掃清障礙、鋪平道路。

　江蘇省政協原秘書長吳鎔回憶，當年農村改革議題爭議四起，上下左右意見難平，萬里曾感慨萬千地說：「有些話我們說了不成，潤生圓起來那麼一說，大家就同意了。」

　「圓起來那麼一說」，這句樸實無華的評價，道出了杜潤生獨有的語言智慧。他的政策表達，從不追求標新立異、語出驚人，而是立足改革大局，在分歧中尋找最大平衡點，將完全不同的主張融匯提煉成各方都能接受、都能認可的表述，化尖銳衝突為協調統一，化複雜矛盾為簡單明了。這是一種歷經世事沉浮的政治智慧，更是一種心懷大局的處事境界。

　三、「反方向推敲」：在衝突中尋找最大公約數

　化解分歧、凝聚共識，從不能只靠語言層面的包裝，核心是杜潤生擁有的一套尊重差異、兼容並蓄、於思想交鋒中探尋真理的科學方法。

　段應碧回憶，杜潤生偏愛激烈的思想交鋒，格外看重不同觀點的碰撞與思辨。若是只有單一聲音、毫無探討價值的座談會，他會直接取消，絕不做表面文章。杜潤生認為，只有讓各方觀點充分交鋒、反覆思辨，才能達成真正的共識，而非表面附和。

　在議事決策過程中，他時常主動徵求年輕人的意見，鼓勵年輕人發聲，並且有着獨特的思辨方式：有人提出贊同意見，他便主動提出反向觀點進行質詢；有人表達反對立場，他便耐心梳理其中的合理成分。在杜潤生看來，任何觀點、任何決策，只有經正反雙向反覆推敲、充分論證，才能經得起實踐與歷史的檢驗。若連自身都無法辯駁反向觀點，便說明這一主張尚不成熟、不具備落地條件。

　翁永曦將杜潤生這一思辨方式定義為「反方向推敲」。他說，「傾向性極強的一件事，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駁倒反對意見。反對意見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煉出來。這樣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這套方法說起來淺顯易懂，真正踐行起來卻需要海納百川的博大胸襟與堅定不移的處事定力。為了營造自由思辨的氛圍，他在九號院立下明確規矩：除中央已定結論的問題外，其餘所有農村改革相關議題，都可自由發表意見，即便說錯話、提出錯誤觀點，也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不必有所顧慮。高文斌回憶，那時的機關內部，同志之間和睦相處、平等相待，工作交往中大家一般都直呼姓名。對杜老，那時都習慣叫老杜，而不稱杜主任。魏唯也曾憶起當時的氛圍：「踢門就進太誇張，但杜老的辦公室推門就進是沒問題的。」也正因為有這份包容與開放，九號院成為當年中國思想最活躍、討論最熱烈、氛圍最純粹的改革思想策源地。後來的段應碧、陳錫文、杜鷹、周其仁、翁永曦、林毅夫等一眾英才，都曾是九號院裏的一員，都在這片自由思辨、兼容並蓄的思想沃土上汲取養分，成長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中堅力量。

杜潤生與林毅夫在一起

　杜潤生的兼容並蓄、善於尋求共識，源於他坎坷而豐富的人生閱歷，更源於他對國情、對各方訴求的深刻理解。陳錫文曾這樣分析：1934年考入北師大並在「一二·九」運動中出任學聯代表的杜潤生，深諳青少年學子的理想追求與心聲；親歷千里躍進大別山和淮海戰役的烽火歲月，他讀懂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堅守與執政理念；他既知農村的煙火現實與農民的疾苦訴求，也明國家發展大局與頂層設計的考量。這份橫跨青年理想、革命實踐、基層民生、國家大局的獨特經歷，讓他具備了打通各方思想壁壘、凝聚各方共識的能力，能夠精準捕捉不同立場的訴求，把多元觀念凝合成符合國情、貼合民生、兼顧大局的「最大公約數」。

　杜潤生堅信，政策源於基層，智慧來自人民。他反覆叮囑身邊工作人員：「不進村入戶，不了解農民真實想法，不親身體驗農村疾苦，就沒有資格從事農村政策研究工作，就制定不出好的農村政策。」他明確要求，新入職人員，必須深入農村一線，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至少半年，親身感受農村的生產生活，傾聽農民的真實訴求。

　袁崇法回憶，每年起草文件，必先召開各類座談會，全面梳理農村問題；再組織專題調研，逐一約談重點省份、意見突出省份負責人，摸清基層實情；直至第四季度，才正式動筆起草文件。以第一個「一號文件」為例，杜潤生組織了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後來杜潤生說，由於此前包產到戶已經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我們就據此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戶30年的爭論。

　杜潤生曾詳列過參加「一號文件」創作次數較多的24人名單，其中在地方工作的就有山西的霍泛、江蘇的吳鎔、吉林的張根生、安徽的王郁昭、四川的趙文欣、廣東的杜瑞芝、福建的溫秀山、上海的董家邦、河北的楊澤江、北京的趙樹楓等10位。杜潤生還把從中央機關選派到基層任縣委書記的幾位青年才俊聘為農研室的特約研究員。蔣中一說，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都要把他們幾位請過去，讓他們先講，農研室處級以上幹部參加。他們少有顧忌，敢問敢說，直來直去，有時還會圍繞一個問題激烈思辯，場面極其精彩。這時的杜老總是笑眯眯地坐在一邊靜聽，偶爾也插幾句話，最後他收場時說，你們可以各說各的，我不做總結，你們彼此學到了什麼，回去借鑑着干，下次再來。

　趙樹凱在有關九號院的文章中講到，改革並不是從書本中產生，而是從田野中產生。政策形成並非來自書齋推演，而是來自傾聽鄉野的呼喚。政策討論的起點不是概念，而是事實；不是立場，而是問題。

　戴小京在接受採訪時也曾說到，「每次坐到桌上來，先不要說我認為，而應該說我去哪兒了，看到了什麼，之後才是看法。」

　正因腳下沾有泥土，心中裝着百姓，他的政策建議才極具現實說服力；正因尊重每一種聲音，吸納每一份合理訴求，他的政策草案才具有廣泛包容性；正因為堅持反向推敲、嚴謹論證，他組織起草的改革政策才經得起歷史與實踐的雙重檢驗。正如陳錫文所言：「沒有激烈衝突，沒有強制手段，這場影響深遠的農村改革，在波瀾不驚中穩步推進，杜老團隊的智慧功不可沒。」

　四、以「小步」累積「大變革」：漸進共識的改革方法論

　杜潤生的改革智慧，不僅體現在溝通表述、議事決策的技巧之中，更升華為一套貼合中國國情、循序漸進、穩中求進的改革方法論。他從不是追求一蹴而就的激進改革派，而是腳踏實地、深得「小步快跑、積微成著」的策略大家。

　劉堪用「縱橫折衡」形容杜潤生的政治智慧：兼顧上下左右各方訴求，取長補短，求同存異，最大限度減少改革阻力，為政策落地鋪平道路。《財經》雜誌曾這樣評價：「杜潤生善於提出需要決策的重大問題去聽取不同意見，並從中尋求共識。每走出一小步，都取得共識，若干小步，就完成了一個重大改良，這比革命來得更深刻，因為它不可逆。」

　這種「漸進共識」的改革方法論，是杜潤生用一生的進退得失、坎坷閱歷換來的深刻啟示：在變革的時代，最大的風險不是變革本身，而是脫離實際、急於求成的變革方式。如果改革一步走得太快，超出各方承受能力，必然引發強烈反彈，最終前功盡棄；如果堅持步步為營，每一步都凝聚當下最大共識，獲得儘可能多的人的認可與支持，那麼這些看似微小的改革，累積起來就會形成一股不可逆轉、勢不可擋的改革洪流。

　這也道破了杜潤生改革方法論的核心要義：每邁出一小步，都立足當下實際、凝聚各方最大共識；每達成一次共識，都為下一步改革夯實基礎、積累條件。無數個小步穩步前行，日積月累，便在波瀾不驚中，完成了關乎億萬農民命運、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農村制度大變革。

　中國農村改革的實踐歷程，正是對這一方法論的最好印證。人們熟知的是從1982年開始的五個「一號文件」：五年五步，步步銜接，讓改革始終在平穩中推進，在共識中深化。但中國農村改革最艱難的突破是在1979年、1980年。

　1979年3月，國家農委召開七省三縣座談會，專門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安徽的同志幾次發言，介紹了一些地方搞包產到戶的情況，基本意思是「農民自發」「效果極好」。對此參加會議的同志爭論激烈。段應碧回憶，有一天晚上，杜老說，要準備一個匯報稿子，並且着重交待一句：對包產到戶要有個說法。我們幾個人邊說邊寫，搞出一個初稿。別的都好說，就是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卡」住了。但一點不突破也不甘心，因為已搞了包產到戶的基層群眾渴望得到中央支持。於是我們想了個折中辦法，兩種意見都講，請中央定奪。第二天向杜老匯報，他不滿意。沉默了半個小時，杜老出了個主意：在孤門獨戶上做文章。原來會上有人講到，貴州山區有些住在大山頂的苗族農民，從來不參加集體勞動，每年向生產隊交些玉米就行了；西北山區有一些「吊山莊」也是這個辦法。杜老一提，大家心裏一亮。向中央匯報時，沒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見。然後就順理成章地寫進了《會議紀要》：對於群眾搞包產到戶，「如果一時說不服，也不要勉強去糾正，更不能搞批判鬥爭」，「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許可」。

　因為有了這句話，這年9月召開的四中全會，也把原來的「不許包產到戶」改成了「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門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段應碧說，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口子」，它實質上宣布了包產到戶並非不可逾越的「紅線」。

　緊接着是1980年的4月，中央召開編制長期規劃會議。在討論糧食問題時，杜潤生首先匯報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主持會議的姚依林當即表示贊成，隨後向鄧小平匯報，小平同志也明確表示贊成，指出，「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貴州、雲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有的可以包到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年的5月，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談話中，肯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縣的大包幹。

　1980年9月，中央召開省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再一次專門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這次會議雖然發生了有名的「陽關道」與「獨木橋」的激烈爭論，但最終形成了75號文件：「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杜潤生說，75號文件可以說是一份承前啟後的文件，它實際上把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關於生產責任制的規定推進了一步。它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為解決溫飽問題的必要措施，應該承認群眾自由選擇的權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個模式強迫群眾。這是在農業政策上對「兩個凡是」的破除。75號文件發出後，各地試驗的結果是「一包就靈」，貧困地區第二年就有飯吃，其他地區能增產。

　周其仁從制度經濟學角度，深刻解讀杜潤生的工作方法：「在利益矛盾、認識分歧的體制改革過程中，降低各參與方之間交換信息的成本，是推進制度變革的關鍵一環。」杜潤生所做的一切，便是通過常態化調研、全方位座談、耐心細緻溝通，讓不同立場、不同群體的人充分交換信息、消除誤解、消解偏見，讓共識的種子在溝通與理解中慢慢生根發芽，以最低成本、最平穩方式推進制度變革。

　這份「小步漸進」的改革策略背後，是杜潤生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洞察與清醒認知。他曾坦言：「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這句話，看似內斂保守，實則是立足實際、實事求是的大智慧。改革從來不是脫離現實的理想化追求，而是認清客觀發展條件、找準可行實踐路徑，穩步推進、久久為功的實踐過程，這也是中國農村改革能夠落地生根、不可逆轉的核心原因。

　五、「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不忘初心與守住底線

　杜潤生傾盡一生推動農村改革，從不是為了個人權位與虛名，而是源於對中國農民深沉的悲憫，對土地問題、「三農」問題刻骨的認知。他在《杜潤生自述》中寫道：「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這句話，是他一生的信仰與追求，貫穿了他所有的改革與實踐。

　杜潤生生於山西太谷農村，貧寒的鄉村成長歲月，讓他自幼便親眼目睹、親身感受農民的艱辛與不易，對農民、農村有着與生俱來的深厚情感。新中國成立後，他作為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中南區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持中南地區土改工作，堅持分階段穩步推進，受到高層充分肯定。此後雖深陷低谷，歷經二十餘年坎坷沉浮，但並沒有磨滅他對農民、對農村、對土地的赤子之心。1979年，66歲的杜潤生重獲復出，毅然投身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洪流，十年如一日，無私無畏，義無反顧。

　他曾說出那句震撼人心的話語：「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

　這句話，飽含着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對農民的深切愧疚。千百年來，農民以微薄的土地、日復一日的辛勤勞作，養活了整個國家；新中國成立後，廣大農民在城鄉發展、工業化進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卻獲得太少、話語權有限。「農民窮，中國窮」，這不是空洞的情感感慨，而是對中國國情的深刻判斷——數億農民沒有消費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國家內需便無從談起，現代化建設便失去最堅實的根基。「數典忘祖」四字，更是說出了他一生不可逾越的底線：農民是國家的根基，是發展的根本，忘記農民，便是背棄國家根本、背棄歷史初心。

　這些經歷、反思，都促使他在晚年那十年的激盪歲月里，用盡平生智慧，殫精竭慮，為億萬農民溫飽、為農村改革發展奔走發聲。《杜潤生自述》曾敘述了1981年10月的一天，向國務院擴大會議講農村改革的情景。面對一兩百個部長，杜潤生做起了他最擅長的說服、宣傳工作：農民不怕累，就怕捆；不給他自由，他就會變成包袱，政府發救濟糧款一天比一天多，貧困戶一天比一天多，社隊出現分空戶、拖欠戶的比例高達45%，如不改革，難以為繼；權衡利弊，選擇土地公有、家庭承包，既滿足了農民對家庭經營的偏愛，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從1956年出現包產到戶到現在，已經是四起三落了，如果我們再拒絕接受，予以打擊，它還會有第五次、第六次。他一講完，在座的中央領導都給予充分肯定。隨後杜老又應邀到機關、部隊、黨校講，走遍大江南北，宣傳大包幹的好處，為農民的要求和經驗辯護。

　即使年近九旬，他關注農民、研究土地的那種責任感始終沒有放下。本世紀初，杜潤生關注《農村土地承包法》立法進程，致信建言，反覆剖析頻繁調地損害農民長期投入預期、不利於土地承包關係穩定的弊端，力主立法剔除承包期內周期性調地的相關表述。立法吸納這些重要意見，僅保留「因重大自然災害損毀耕地等極特殊情形、履行嚴格法定程序後方可個別微調」的例外規定，從制度上落地了土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的政策承諾。

　張太英在回憶中寫到，杜老一生都是為中國農民而活着，就是離開農口在科學院工作的20多年中，依然關注着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情不自禁」，是「念念不忘」。對農民「念念不忘」的一片苦心，用盡了他一生的力氣。用《南方周末》記者的話說是，「這位當年農村包產到戶政策最重要的推手連撕開信箋的力氣都沒有了」。

杜潤生與翁永曦在一起

　翁永曦曾言，杜老一生教導後輩要「守住底線、敢講真話」，這條底線，就是始終站在農民立場，為農民發聲。杜潤生在90歲壽辰座談會上，這樣評價自己：「第一條，苦勞多，功勞少；第二條，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這份看似自謙的話語裏，藏着他一生的清醒：所謂「右傾」，不過是始終堅守為民初心，始終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思考問題、推動改革。

　周其仁觀察，杜老是那種可以把很多看似對立的品格集於一身的人。杜老對問題當然有自己的見解和立場，同時他又知道，體制變革是涉及利益重大調整的公共過程，有各種反對意見不但很正常，且可以從中吸取多方面的營養。他從不放棄原則，擅長於協調和妥協，盡最大可能發現可為各方接受的共識空間。

　林毅夫在紀念杜潤生辭世百日座談會上深情地說：「杜老一生几上幾下，不論是革命還是後來的工作，他的追求從來不是以個人的富貴榮華為依據，而是始終以人民的福祉為宗旨。」他又補充，杜潤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作風令人動容，「杜老很喜歡新知。但他在考慮中國問題的時候，知識和書本只是一個參照。當考慮什麼樣的政策才能推動中國進步時，他基本上都是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去作最後的決定。」

　高文斌說，至少在兩次重要場合，杜老要求大家培養三種精神：獻身精神，民主精神，科學精神。

　張木生這樣評價他：「在波瀾不驚、有條不紊之中，推進歷史的巨輪發生了石破天驚的變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靜悄悄地走下神壇，卻未發生任何震動，這是何等的大手筆。」

　陳錫文在杜老百年壽辰「致敬詞」中講到，「追溯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歷程，無論是在文獻的叢林中檢索，還是在人們記憶的長河裏回望，我們都看到一個眾望所歸的名字——杜潤生，杜老。」

　越到晚年，杜潤生越不願過多回顧自己在農村改革中的貢獻，他說那是農民自己的發明，是「始終按照鄧小平的理論構想逐漸展開的」。相反，在《杜潤生自述》裏，多處對曾形成的思想和表達進行反思，交待當時認識的局限性，供後人參考。甚至對於在某種壓力下、由他人塞入自己文稿的錯誤觀點，杜老也表示「我應該負責」。杜老一再說「農口」有一個好的傳統，有一支好的團隊，而他自己不過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

　1989年，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76歲的杜潤生正式離開工作崗位。高文斌清楚地記得，組織上曾徵求杜老對未來安排的意見，杜老很平靜地回答說，「我一輩子關注農業，還是留在農口吧。」一句簡單的話，一個重大的去向決定，體現了杜老一生獻身農業的志向，以及這位老人對農民、對土地、對一生為之奮鬥的農村事業，最深沉執着和難以割捨的眷戀。

　劉伯庸曾詳細記述了杜老在1989年7月14日下午的那一刻：機關已經下班了，大院裏顯得異常寧靜。辦公室里，杜老仍然沒有走。杜老眼中飽含淚水，不能自已。這位一輩子歷盡坎坷夜以繼日為黨工作，為中國農民的事情嘔心瀝血已有76歲高齡的老人，在這一刻竟是這樣動情，讓我深深地感到震撼，我想天地若有情也會為之動容吧。我知道，這位在我們心中像一座豐碑的可敬的老人，一定是以繼續為黨工作的堅定信念，為中國農民奉獻畢生精力和智慧的情懷，胸襟坦然地迎接明天。

杜潤生贈墨寶與作者共勉

　寫在篇末

　杜潤生先生走了。可他用一生踐行的改革智慧與厚植於心的為民情懷，永遠鐫刻在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豐碑上，成為後人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而翁永曦那句「兼收並蓄，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更是濃縮了一位改革先行者、一位為民智者的精神內核。

　他的智慧，始於傾聽。願聽真話、善聽民聲、包容異見，是他感知民情、凝聚共識的起點，讓他始終扎根現實、不脫離群眾。

　他的智慧，成於語言。那些看似平實無華、實則精妙周全的政策表述，是他於時代困局中尋得的破局密鑰，以巧思化分歧，以智慧謀共識。

　他的智慧，立於方法。反方向推敲、兼容並蓄思辨、扎根基層調研，一套務實包容、求真務實的科學方法論，讓驚天變革於無聲處完成。

　他的智慧，升於策略。小步漸進、穩中求進，立足國情、久久為功，以漸進共識推動不可逆的制度變革，走出了貼合中國實際的改革之路。

　而這一切智慧的根源，是他刻入骨髓從未改變的初心：「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這是他一生的信仰，是他所有智慧、堅守與付出的最終歸宿，是他作為「三農」智者最動人的底色。

　歲月流轉，時代前行，當下的我們依舊面臨着複雜多元的各類課題。杜潤生用他一生的堅守與實踐，為我們留下了永恆的精神指引。願我們在前行路上，始終不忘國家根基，堅守良知底線，心懷蒼生、務實篤行，傳承先生的智慧與情懷，走好新時代的奮進之路。

　參考文獻：《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中國農村改革發展論集》《杜潤生文集》等杜潤生先生的著作，余展、高文斌主編的《我認識的杜潤生》，何康、陳錫文、段應碧、劉堪、杜鷹、翁永曦、吳象、陸子修、周其仁、何道峰、吳鎔、高文斌、魏唯、袁崇法、蔣中一、趙樹凱、戴小京、張太英、林毅夫、張木生、劉伯庸等回憶杜潤生先生的文章和訪談。（馮建平）

　頂圖：杜潤生（封面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