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APEC「中國年」的時代坐標上，7月11日至12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中國式現代化與亞太經濟合作」2026研討會在深圳前海舉行。論壇以「中國式現代化與亞太經濟合作」為主題，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源邏輯、亞太區域合作新趨勢以及全球治理變革新命題展開深入研討，旨在搭建一座兼具理論深度、政策價值與區域視野的高端對話平台，為APEC相關議程注入思想動能，在尊重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上，為亞太乃至全球的共同發展貢獻更多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深圳應力爭打造亞太創新增長合作橋頭堡

　前海管理局首席經貿專家屈宏斌在開幕致辭中表示，深圳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進入「APEC時間」，本屆百川論壇聚焦「中國式現代化與亞太經濟合作」這一重大主題，可謂恰逢其時、意義深遠。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袁冉東認為，本屆論壇以「開源」為關鍵詞，強調發展不應成為少數國家、少數平台和少數中心的「封閉專利」，而應成為可以學習、參與、改進和共享的過程。

　主旨演講環節，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主任劉晨陽從「兩個大局」的宏觀視野，深入闡釋了APEC「中國年」的重要意義。他回顧了APEC的誕生歷程，從各方嘗盡「分裂的苦」，到期盼「合作的甜」。他指出，如今APEC扮演着四個重要角色——國際關係的「調節器」、地緣政治的「減壓閥」、地區秩序的「穩定器」，以及國際經貿規則的「孵化器」。這些核心特質與獨特優勢，是「根植於其過去30多年發展進程的深厚積澱，是眾多合作框架所難以替代的」。

　「開放是中國參與APEC的第一大根本要務」，談及中國與APEC的互動，劉晨陽強調，APEC不僅見證了中國融入區域合作的歷程，更成為當前對接高標準國際規則、推動制度型開放的戰略抓手。展望今年在深圳舉辦的會議，他提出，深圳應以自身的「開放」與「創新」基因，精準呼應APEC核心議題，力爭打造亞太創新增長合作的橋頭堡，抓住歷史性契機從而實現城市發展能級的躍升。

　鄭永年：中國有能力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以「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源性」為切入點，探討了其對世界秩序重建的深遠意義。他直言，當前人類正深陷地緣政治、文明衝突、經濟失衡和全球治理「四大現代性危機」，世界格局呈現出「群雄逐鹿」的「封建化」態勢。

　鄭永年認為，外界之所以期待中國發揮關鍵作用，是因為中國被普遍視作少數真正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他強調，中國方案的核心在於「開源」。相較於美國囿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閉源」路線，中國已形成一種「2.0版的天下觀」，即「超越地緣政治、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宗教信仰」地向所有國家開放。

　「中美關係本質是80%的合作與20%的衝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雙方均處於第一梯隊且相互依賴。因此，鄭永年呼籲，不應低估政治「把不可能性轉化為可能性」的能動作用，中國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以開源式發展路徑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

　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本次百川論壇為期兩天，緊扣「中國式現代化與亞太經濟合作」主題，以「開源」為邏輯主線，設置六大核心議題及圓桌討論環節。議題一聚焦治理規則的「開源」，探討包容性多邊主義與亞太制度型開放新框架；議題二關注技術與數據的「開源」，着眼人工智能時代的亞太創新生態；議題三立足產業鏈供應鏈的「開源」，探究亞太產業合作的新思路；議題四以綠色發展的「開源」為主題，審視亞太氣候與能源合作；議題五圍繞金融資源的「開源」，聚焦數字化時代的區域金融互聯與開放創新；議題六則將目光投向區域與城市的「開源」，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在亞太合作中的引領作用。此外，圓桌討論環節圍繞文明的「開源」，在全球文明倡議框架下展開對話與互鑒。

　「菜譜免費，但食材只能在天價超市購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戴明潔在「技術與數據的『開源』：人工智能時代的亞太創新生態」議題中指出，當前AI領域存在兩大開源悖論——在技術創新層面，開源呈現形式上的技術民主化與實質上的關鍵資源壟斷並存；在地緣政治層面，開源本應作為「國際公共品」，如今卻日益被地緣政治化敘事所裹挾。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靖佳指出，AI等尖端技術落地關鍵在於場景驅動。在APEC區域，中美「雙頭羊」的技術外溢，為後發者提供了廣闊應用空間，「追趕者的最優策略不是技術PK，而是拓展低成本應用場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袁冉東提出，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關鍵，在於從技術應用走向原創。「規模不自動等於強大，應用不自動等於原創」，他強調，必須以「開源」貫通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與金融支持，壯大耐心資本，推動從技術「下載者」轉變為「貢獻者」，構建開放創新生態。

　在「產業鏈供應鏈的『開源』：從『世界工廠』到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樞紐節點」議題，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長聘副教授陳瑋通過比較中國、美國和歐洲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提出，金融體系既要在產業早期提供風險資本，也要在規模化階段提供耐心資本，才能支撐新興產業同時實現技術創新與產能擴張。（記者 林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