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這把神通廣大的「畫筆」闖進紀錄片行業，既能填補許多歷史看不見的角落，稍不留神，也容易攪得「假作真時真亦假」。它就像一匹爆發力十足的快馬，跑得飛快，前景誘人，可如果沒拴好韁繩，一不小心就踏亂了「紀實」這片田地。我們不必談AI色變，也不能放任它信馬由韁。結合當下行業裏的鮮活案例，我想試著把求真、標識、審校、適度這幾條準則掰開揉碎，變成拿起來就能用的規矩，共同探討：如何牽住技術這匹野馬，守好真實這方沃土。

　這個想法並非憑空而來，源自近期一批運用AIGC創作的紀錄片帶來的思考。看完這些作品，我既為技術打開的全新創作可能性感到興奮，內心也生出一份清醒的擔憂。我們不反對AI，同樣也不主張全盤排斥AI。我自己就是AI的重度使用者，寫文稿、查閱史料、修復老照片，日常工作很多環節都離不開它。恰恰因為親身使用、深知它強大的能量，才更清楚一旦脫韁失控，就容易落入「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迷局。

　先從兩部代表性作品說起。北京廣播電視臺推出的《長征·江河紀》，在2026年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與觀眾見面，是國內首部以AIGC作為全流程創作元素的長征題材作品。全片六集短片，每集約五分鐘，沿着於都河、湘江、烏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六條長征沿線重要河流搭建敘事主線。幽深峽谷、奔湧激流、寒冽鐵索、暗夜渡河，許多以往同類題材很難實拍還原的歷史場景，借助AI技術得以生動呈現在螢幕之上。尤為可貴的是，該片邀請權威軍史顧問、水利專家，對史實、地貌、武器裝備等細節逐一審核把關，在牢牢守住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充分釋放技術優勢，完成極具衝擊力的視覺表達。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國家文物局攝製的《尋古中國》第二季，依託考古實證，系統梳理中華大地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發展脈絡。節目積極運用AI新技術、VP虛實融合、3D數字孿生、微痕修復、多模態驅動等一系列前沿手段，完成歷史空間與現實時空的交織重構，打造出富有沉浸感、震撼力的視聽體驗。

　這些有益探索，實實在在拓寬了紀錄片的創作邊界。可觀看作品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不斷縈繞心頭：當AI生成的畫面與珍貴的歷史原始影像並置在一起，觀眾能不能清晰分辨？多年以後，後人翻開這份影像卷宗，眼前鋪展開的，究竟是歲月沉澱下來的真實史料，還是機器筆下描摹出來的鏡中花、水中月？所以爭論的核心，從來不是「要不要用AI」，而是如何用好這項技術，既熱情擁抱創新，又守住紀錄片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談落地規則之前，我們先要想明白一件事：紀錄片人的使命究竟是什麼。紀錄片和其他影視品類最根本的分野，就在於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劇情片可以虛構人物、編織情節、設計對話，觀眾觀影之前就心知肚明，這是一場藝術造夢。紀錄片不一樣，自誕生之日起，它便和觀眾達成一份無形契約：鏡頭呈現的，是真實發生過的人與事。這份契約，就是紀錄片的身份根基，是它的生命線。一旦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被模糊，紀錄片便不再是紀錄片，只是一部披著紀實外衣的劇情作品。但AI帶來的挑戰，比「邊界被模糊」更深一層。過去紀錄片之所以是紀錄片，靠的是一個默認前提：鏡頭拍到的東西，是真的。AI把這個前提動搖了。現在你可以在沒有鏡頭、沒有在場、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造出一段「看起來像紀錄片」的影像。於是問題就變了：紀錄片之所以為紀錄片，到底靠什麼？我的看法是，靠的不只是畫面本身，而是畫面背後的責任鏈——誰拍的、在哪拍的、什麼時候拍的、這個人同意了嗎、這段素材有沒有被改過。這一整條鏈，是紀錄片的「出生證明」。AI生成的內容，這條鏈是斷的。它也可以很逼真，但它沒有出生證明。

　中國的紀錄片人，始終懷揣以影像記錄時代、留存歷史的責任。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是行業一路走來的精神根脈。從延安電影團扛著攝影機奔赴抗戰前線開始，中國紀錄片便走上一條「以影像書寫歷史」的道路。我們拍下的每一幀畫面，都是在為時代存檔、為國家留存集體記憶。紀錄片是影像檔案，是國家記憶的載體。這份定位，決定了我們對待每一幀畫面，都要秉持治史一般的態度：嚴謹、誠實、對得起當下，也對得起後世。AI紀錄片，不管做得多逼真，它都不在「在場」。攝影機最珍貴的，恰恰是它在「在場」。延安電影團那臺「埃姆」，是攝影師扛著它趴在戰壕裏、站在窯洞前拍下來的。那個「在場」，是紀錄片最不可替代的東西。AI可以模擬「在場」，但它永遠不在「在場」。它不是目擊者，它是想像者。紀錄片的力量，恰恰來自鏡頭曾經真正面對過那個真實發生過的瞬間。

　AI時代，紀錄片的核心競爭力，正在從「拍得到」轉向「信得過」。過去拼的是能不能拍到，AI把這個門檻削平了。你拍不到的，AI能「造」出來。那紀錄片還剩什麼？只剩信得過。同樣一個故事，觀眾為什麼選紀錄片版本而不選AI版本？因為他知道，你鏡頭裏那個人是真的，那件事是真的，那段眼淚是真的。這種信任，是紀錄片在AI時代最後的護城河。技術可以複製畫面，複製不了信任。所以AI越發展，越要提醒自己：能用實拍就用實拍，能到在場就到在場。一個人拿着攝影機，走到另一個人面前，說：我想記錄你的故事。這個動作本身，就是任何技術都替代不了的。正因如此，當AI深度介入紀錄片創作，建立清晰的行事規矩格外重要。執筆寫史的人，不能交付一部失真的歷史。倘若非虛構的底線被AI生成內容輕易衝垮，紀錄片作為國家影像檔案的價值，也將隨之動搖。有行業評論說得直白：一部分專案大規模使用AI，並非出於內容創作剛需，而是降本增效導向下的選擇。在效率指標的壓力之下，少數創作團隊直接將AI輸出結果當作成片素材，省略史料考據、美術打磨、實拍論證等關鍵環節。大眾反感的從來不是工具本身，而是借著新技術偷巧走捷徑的心態。記者賈永有一句話說得十分精闢：「AI技術從來都不是偷懶者的拐棍，而是勤奮者的翅膀。」《光明日報》曾刊發文章，提出求真、標識、審校、適度四項原則，為AI介入紀實影像劃定價值邊界。下麵，我嘗試把這四條方向性原則，轉化為行業可落地執行的工作方法，供探討參考。

　求真

　求真，是第一條，也是最根本的一條。紀實影像追求真實客觀，AI生成內容同樣應當建立在嚴謹的歷史考據與事實材料之上，成為我們靠近真相、幫助觀眾沉浸式感知歷史的工具。團隊內部應當指定專人負責AI素材，誰生成、誰考據。每一段AI生成的歷史場景，台賬上必須清晰標注：該畫面參考了哪一份史料、哪一張老照片、哪一段文獻記錄。找不到可靠史料支撐的畫面，堅決不予使用。有些創作團隊還原歷史場景時，連一枚紐扣的形制都反復查證，這不是過度較真，這是紀錄片不可丟掉的底線。進入AI時代，這條底線更要牢牢守住。AI生成的歷史人物臺詞，一個字都不能隨意杜撰。AI很容易基於碎片化史料自行延展想像，替歷史人物編造沒有文獻記載的話語。歷史人物不曾說過的言論，不能因為AI模擬出來惟妙惟肖，就讓螢幕上的他說出這些話。影像可以呈現有據可查的人物經歷、行動軌跡，但不能由AI憑空創造人物的言行。一旦跨過這條紅線，真實就成了沙上之塔，風一吹便搖搖欲墜。提示詞本身，也是重要的創作檔案。給到AI的提示指令、使用的模型與版本、素材生成時間，全部做好歸檔記錄。參照APA行業指南，製作團隊應當為全部AI生成素材建立素材清單，登記提示詞、軟件版本、生成日期、畫面描述、對應時間碼。日後如果有人追問某一段畫面的來源，可以拿出完整台賬，而不是簡單一句「這是AI生成」。

　還有最為關鍵的一點：AI生成素材，絕不可以替代實證影像的核心地位。紀錄片的影像大致分為三類：實證影像承擔事實作證的功能，解釋影像用來輔助理解，想像影像幫助受眾抵達歷史情境。AI生成內容歸屬於想像影像，只能作為補充輔助，不能取代實證影像。如果一段AI生成畫面和真實歷史影像放在一起，觀眾無法區分，便是創作團隊的失職，更是對「影像寫史」這份責任的輕慢。即便是AI做老照片修復、黑白影像上色這類增強類工作，同樣存在主觀推演的風險，也需要配套考據審核，只是管控尺度，和全新生成完整歷史場景有所區別。

　標識

　第二條是標識。觀眾有權知道，眼前這幀是實拍還是「算」出來的。凡是AI生成或者經過AI深度修復的內容，應當設置清晰提示標識，保障觀眾知情權。對內，素材從生成之初就加上臨時浮水印。按照APA工作建議，所有AI合成素材標記臨時浮水印，避免後期剪輯時，AI素材、實拍素材、歷史存檔素材互相混淆。這不是做給觀眾看，是為了約束創作團隊自己。剪輯工程中成百上千條素材魚龍混雜，稍有疏忽，便落進「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困局。等到成片播出才發現問題，代價已經無法挽回。對外，播出的標識做到醒目但不干擾觀看。顯性標識放置在畫面左下角或者右下角，清晰適度，單段AI畫面起始位置標識停留不少於兩秒。與此同時，在視頻元數據嵌入魯棒隱形浮水印，即便經過截圖、壓縮、裁剪，溯源資訊依然保留。

　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出台的《人工智慧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已於2025年9月1日正式實施，為這項工作提供明確的政策依據。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環是：成片交付之後，AI素材依然要可追溯。元數據資訊隨同最終母版一同存檔，記錄生成日期、所用模型、提示內容、操作人員、版本迭代情況。元數據不必直接展示給觀眾，但必須永久保存在成片母版之中。檔案要有編號，紀錄片的每一段特殊素材，也都要有出處。

　這裏還要區分兩類不同的AI應用：用AI修復模糊老照片、提升影像清晰度，屬於影像增強；從零生成一整段歷史場景，屬於內容生成。影像增強類工作，可統一在片尾字幕注明使用AI修復技術，不必逐段打生成浮水印；全新場景生成，則必須落實標識要求。

　審校

　第三條是審校。AI會產生幻覺，必須有「第二雙眼睛」監督核查。人的記憶存在主觀偏差，AI同樣會出現「幻覺」，產生理解錯位、過度演繹等問題，就像一面凹凸不平的鏡子，看似映照歷史，實則悄悄扭曲細節。因此必須對照史實二次核驗，邀請專家介入評判。實操層面，AI生成素材必須闖過三道關卡。第一關是史料關，核查畫面背後有沒有紮實史料支撐，無依據素材直接剔除。第二關是專家關，涉及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AI畫面，必須交由對應領域專家審讀，專家提出修改意見就要及時調整。第三關是交叉印證關，遵循史學「孤證不立」的原則，把AI生成內容和多種史料相互比對。

　「幻覺」是AI與生俱來的短板，不能指望技術自行修正。還原歷史場景時，它會自動腦補出看似逼真、實則毫無史實依據的細節，比如隨意設定歷史人物服飾顏色、器物樣式。所以一定要安排專人逐幀對照史料核查。這不代表不信任新技術，而是寫史者該有的審慎。建議在後期流程中，單獨設立AI專項審校環節，定崗定人，審校結論簽字留檔，審核不通過的素材，要麼重新調整提示詞生成，要麼直接捨棄。不能因為素材製作耗費精力，就勉強將就。留給後世的影像檔案，容不得湊合。

　適度

　第四條是適度。技術只是工具，不能成為作品的主角。紀實影像的根基，是和歷史、現實建立真實的對應關係。創作應當以紀實內容為主體，不能為了貪圖AI的便利而無節制濫用。對於確實找不到原始素材的敘事缺口，可以適度用AI填補視聽中斷點，但絕不能讓歷史表達淪為技術的附庸，不能一味追求視覺衝擊消耗觀眾的信任。這裏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分，技術是手段，是讓我們更進一步逼近真實的手段，而不是創造「真實」的手段。這個區分看着簡單，卻決定了AI在紀錄片裏到底是幫手還是隱患。技術可以幫我們把模糊的老照片修得更清晰，把缺失的聲軌補得更完整，把難以實拍的場景還原得更可感——這些都是逼近真實。但如果技術從零「造」出一段歷史畫面，還讓觀眾以為這就是史料，那就是在創造「真實」，這跟紀錄片的本分背道而馳。再往深一層說，AI終究是工具，是讓我們更加清晰、全面、科學地認知過往、現在，乃至預知未來世界的一種工具。最終決定AI的，依然是人。決定AI藝術接近其內涵的，還是人的美學。但我想補一句：對AI這個新事物，不必害怕它，應該擁抱它、接近它、學會完美地使用它。怕，是因為不了解；拒，是因為沒試過。真正的態度是去認知它、理解它，知道它的力氣有多大、邊界在哪裏、什麼時候該用、什麼時候不該用。工具越強，越需要握工具的人清醒。AI永遠是工具，決定它的，始終是人。

　AI不會淘汰紀錄片人，但會淘汰「只做搬運」的紀錄片人。AI最擅長資訊整合、素材拼接、模式化敘述。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這些，那確實危險。但它最不擅長什麼？它在場、它等待、它和拍攝對象建立關係、它在漫長的時間裏保持耐心。這些恰恰是紀錄片人最核心的能力。它也逼著紀錄片回到最本分的問題上：你為什麼拍。如果答案是「因為這件事我必須說」「因為這個人不能被忘記」，那AI取代不了你。如果答案只有「因為這是個好專案」，那就該想想了。

　具體來說，有真實實證影像優先使用實證影像；沒有實拍素材、但史料充分完備，可以用AI做輔助示意，同時通過旁白、字幕標注「AI生成示意」；既沒有影像遺存、史料又十分單薄的段落，寧可敘事留白，也不要強行編造畫面。留白不是創作能力不足，是紀實創作者可貴的克制。歷史的畫卷，有些地方本就不宜濃墨重彩強行補全。關於大家熱議的AI使用佔比，我們不主張出台硬性百分比禁令，提倡行業內部建立自我約束。如果一部歷史題材紀錄片裏，AI生成畫面時長已經超過實證影像，創作者就應當停下來自省：這部作品的核心底色，究竟是記錄，還是虛構創作？非虛構的底線是否還穩固。

　AI生成與國際表達

　以上四條準則，不只適用於重大歷史、革命題材，現實題材紀錄片在使用AI做情景推演、動畫復原、數據可視化的時候，同樣可以參照這套規範執行。紀錄片是國家的影像檔案，不是追逐流量的「快消產品」。國內製作守住了規矩，走出國門又是另一回事。紀錄片還有一重使命：國際傳播。一旦走出國門，AI生成內容的尺度問題，就從一個製作倫理問題，變成一個信任問題。

　中國故事，需要國際表達。但國際表達的前提，是真誠。我們常說「以誠交友，以誠為媒」。國際傳播說到底，是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是國與國之間的交心。你拿什麼跟人家交心？拿真的東西。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故事、真實的情感，這些才是能跨越語言和文化、真正打動人心的東西。如果我們的紀錄片裏充斥着AI生成的畫面，又不做清晰標識，一旦被國際受眾或研究者發現，對方的第一反應不是「技術挺先進」，而是「你們在編造」。這個代價，我們付不起。

　還有一點更要緊：我們自認為懂的東西，國際受眾未必能懂。這是國際傳播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誤區。一部片子在國內播出，觀眾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文化語境、社會常識，很多東西不用解釋，一個眼神、一句臺詞、一個場景，大家就明白了。但面對國際受眾，這套「默契」完全不存在。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歷史背景，他們可能毫無概念；我們覺得不言自明的情感邏輯，他們可能一頭霧水；我們覺得感人至深的畫面，他們可能完全無感。這不是誰高誰低的問題，這是語境差異的客觀現實。國內觀眾看到AI生成的畫面，可能覺得「技術挺炫」；國際受眾看到同樣的畫面，第一反應往往是：「這是不是中國官方在編造歷史？」這種審視是天然存在的，不是我們委屈就能改變的。面對這種差異，唯一的辦法是把話說得更清楚、把標識做得更明白、把背景交代得更充分。

　真實影像，是國際傳播中最硬的通貨。我們不妨想想，為什麼《舌尖上的中國》能在國際上打動那麼多人？不是因為畫面多精美，而是因為鏡頭裏那些真實的灶台、真實的食材、真實的笑臉，是任何技術都「算」不出來的。為什麼延安電影團那些畫質粗糙、甚至有些模糊的鏡頭，至今仍是國際社會認知中國革命最有力的影像證據？因為那臺「埃姆」攝影機，真真切切地站在了歷史「在場」。真實，是最好的翻譯。AI可以幫我們翻譯、配音、修復畫質，但不能幫我們贏得信任。信任，只能靠真實來換。面對國際傳播，涉及重大歷史、政治題材的紀錄片，應以實證影像為主體，AI生成的畫面能不用就不用。這不是技術保守，這是政治清醒。一個被戳穿的「AI名場面」，殺傷力超過一百個真實但平淡的鏡頭。

　AI生成內容的標識，面對國際受眾時應比面對國內受眾更清晰、更充分。不是因為我們對自己人可以不誠實，而是因為國際受眾缺少我們共用的語境，他們需要更多的資訊來理解「這是什麼」。透明度越高，越能堵住「造假」的嘴，也越能體現我們以誠待人的態度。而AI在國際傳播中的應用，重點應放在「增強」而非「生成」上。用AI修復老影像、提升畫質、做多語言配音、生成字幕——這些都是加分項，風險極低。但用AI從零生成一段「歷史場景」去向國際受眾講述中國故事，風險極高，收益極不確定。說到底，國際傳播是一場信任博弈。我們用AI用得越克制，別人越相信我們說的其他話也是真的。以誠交友，以誠為媒——這個「誠」字，不是嘴上說的，是每一幀畫面攢出來的。一旦被抓住一處「AI造假」，我們所有真實的內容都會跟着被懷疑。

　倘若AI可以隨意生成一位歷史人物行走在某地的畫面，可以替他說出史書不曾記載的話語，演繹沒有史料佐證的行為。那麼觀眾記住的，究竟是那位真實的歷史人物，還是AI塑造出來、形似其人的虛擬形象？後人查閱史料時，接觸到的到底是沉甸甸的歷史，還是精心編織的海市蜃樓？紀錄片區別於劇情片的核心，就是向觀眾許下一份真實的承諾。一旦這份承諾被稀釋，公眾對於整個紀錄片行業的信任感就會受損。這份信任，是幾代紀實從業者踏踏實實積累下來的寶貴財富。紀錄片人的初心，是忠實記錄時代。AI可以幫我們提高寫作、製作的效率，但不能代替我們判斷記錄什麼、怎樣記錄。《光明日報》刊載的《AI生成歷史影像，勿忘求真之本》一文結尾說得懇切：擁抱技術創新的同時，牢記技術為用，求真為本。唯有如此，AI才能成為守護歷史記憶的幫手，而不是扭曲事實的一面哈哈鏡。我們不反對AI，也不盲目鼓吹AI。新技術一定要建立規矩。求真、標識、審校、適度，四條底線守住，AI就是紀錄片人的得力夥伴；一旦失守，它便有可能扭曲歷史敘事。

　技術為用，求真為本，寫史為魂。這是中國紀錄片行業不能丟掉的立身之本。說到底，為AI立下創作規矩，不是害怕技術搶了從業者的飯碗，而是警醒我們，不要因為自己鬆懈，親手毀掉紀實影像長久建立起來的公信力。紀錄片是國家的影像檔案，不是流量的快消品。這個道理，業內人人都懂，無論技術如何迭代，永遠不會過時。（作者 趙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