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哈羅德
俄羅斯總統普京針對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及西方的政策被嚴重誤解了。評論家并沒有從更廣闊的視角關注地緣政治形勢——尤其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政治的影響，而是將克里姆林宮的政策轉成了一出心理劇，只能通過深入剖析俄羅斯精神才能理解。其結果就是——對到底是什么讓普京從一個看似現代化的、緩和的甚至是親西方的立場轉變成了激進的修正主義，產生了不可遏制的誤解。
對于當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已有兩種此類有缺陷的解釋。
第一個解釋，就是由德國自稱是普京的同情者所提出的，他們說俄羅斯的政策是對西方包圍戰略的一個合理反應。他們聲稱北約和歐盟的東擴是一個不必要的挑釁之舉。實際上，恰恰是美國冷戰遏制戰略的發起人喬治·凱南，基于這些理由才反對北約在上世紀90年代的擴大。
上述看法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從一開始，它是基于這樣一個論斷，即在柏林墻倒塌和蘇聯瓦解之時，西方承諾過北約將不會再擴大。甚至戈爾巴喬夫在柏林墻倒塌的15周年紀念日上，也指責西方并沒有遵守他們在1989年許下的承諾，相反卻在上世紀90年代“利用俄羅斯的弱勢”，宣稱“壟斷的領導和對世界的控制”，包括通過北約的擴大來實現。
但事實上西方從來都沒有承諾過不擴大北約。在1990年春，美國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案例，即重新統一的德國不能同時屬于兩套安全體系。
一個更加重要的論據則是，上世紀90年代歐洲的經濟和安全組織擴展至中歐和東歐的蘇聯前衛星國，甚至進入了新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并未對此表現出多少擔憂。如果當時它擔憂了，那俄羅斯可能就不需要花上20多年時間來反擊。
第二個對普京大轉變的解釋則是，他是個不夠理性的人，而且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一個男人夢想的延伸，這個男人仿佛在表演特技——在機動懸掛滑翔機里帶領西伯利亞的白鶴，沿著它們的遷徙路線而行。但這也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自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在2011年稱之為非常坦率和值得信賴的人)以來，這個看似俄羅斯最現代、最可靠的統治者，怎么會突然變成比拉斯普廷(Rasputin，19世紀俄羅斯的一名神父，以預言和看病招搖，因成功護佑生病的俄皇太子而入朝為官，并借助預言能力逐漸控制皇權，后因荒淫無度、胡亂干涉朝政而為貴族所殺)更加瘋狂的人呢？
可以通過追蹤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轉變年表得到一個更合理的解釋，那開始于2008年格魯吉亞危機之時。當時格魯吉亞被北約的成員身份引誘，對謀求獨立的南奧賽梯分離主義者進行軍事打擊，而南奧賽梯曾在超過10年的時間里受到克里姆林宮的支持，俄羅斯啟動了一次全面的進攻來保護這個區域。同時俄羅斯也加強了其在阿布哈茲的軍事存在，這是另一個想要謀求獨立的地區。此次危機發生之前，俄羅斯大規模地給格魯吉亞人簽發護照，也預示著俄羅斯以保護俄羅斯民眾為借口在克里米亞所做的軍事部署。
然而，這一轉變實則來得更早。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普京展現了一張新的面孔，強調新興經濟體的潛力——巴西、印度、中國和俄羅斯——這幾個國家有潛力在其所謂的單極世界秩序之外提供另一種秩序。很多觀察者對他的言論感到震驚，把他的演講當作是他沒有安全感或者非理性的有力證據。
第二年，金融危機襲來，使得普京相信他的論斷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這一危機在他看來，證明了美國統治全球的時日已經結束。
實際上，在危機之前，俄羅斯就已經默許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邏輯，認識到要使一個基于原材料和能源生產的經濟體更加現代化和多樣化，與跨國企業合作極具必要性。然而在危機之后，他們從國際市場上再也無法像從前那樣分得太多的份額，至少從能源角度來講是這樣。相反，俄羅斯最佳的選擇是與已經采用了與其類似的國家中心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合作。
普京對于危機的解釋，從美國和歐洲的政治發展得到了進一步支持。美國選出來的總統表現出致力于削減美國的對外承諾。當阿拉伯之春爆發之際，美國的反應卻是軟弱無力而又亂成一團的，其態度游移于支持民主和支持反伊斯蘭教的獨裁者之間。這讓普京能夠游刃有余，尤其是在敘利亞，表明自己是可靠的地緣政治實用主義的支持者。
歐債危機以及歐洲各國領導人無法采取協同行動的表現——給了克里姆林宮更多的“子彈”。基于當前歐洲整體的債務和赤字水平都要遠低于美國和日本，它的邏輯就是，歐洲本應有能力避免兩極分化和停滯的狀態出現。
另外，普京篤信經濟危機導致西方聯盟瓦解，這是一種傳統的蘇聯地緣政治思維。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在其有關斯大林的新傳記中所寫到的，蘇聯的政策很理性。大蕭條令斯大林相信資本主義的不同陣營會陷入戰爭，納粹在1938~1939年發動的侵略戰爭似乎為此提供了證據。
在西方政治家和經濟決策者試圖避免第二次大蕭條的出現之時，普京已經致力于大蕭條已經到來這一假設上了。對于西方來說，應對地緣政治糾葛，將要比修復其受損的經濟體更具挑戰。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蔚華譯。Copyright: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