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撰寫財經評論。去年到今年，央行不斷降準、降息，而且總是選擇下班后或者周末。我和同事們每次都要大忙。當然，央行并不是有意為難媒體工作者，它只是把這種做法當成所謂的“調控藝術”的一部分。后來我們想到了，可以先把評論、圖解準備好，等央行再降準降息，直接把它們推出來就可以了。但是即便這樣，最近我的工作也還是越來越難做。

 

　　因為該說的話基本已經說完了。換著花樣說，也說了無數遍了。降準降息的后果清楚明白，就是寬松一時爽，事后是災難。想想今年還會有無數次的降準降息，我就很煩，不知道工作該怎么做。

 

　　其實不光是我，就連支持降準降息的凱恩斯主義者，說來說去也就是那些話。什么鼓勵市場信心、抗通縮、刺激經濟為改革贏得時間、應該加大刺激力度之類的。當然，大多數學者不會忘了表揚自己：“我早就提出要降準（降息）了，政府的做法印證了我的看法。”

 

　　我曾經舉了一個例子。網友隨風小時候有一個困惑：既然人們窮是因為沒錢，那么，政府為什么不多印一些錢發給大家呢？主流經濟學者們跟幼年隨風一樣：既然“錢荒”，央行為什么不多印點錢呢？我的答案是：“錢荒”其實是資源荒，央行多印錢并沒有增加半點資源，一些人得到新錢買走了資源，就意味著另一些人更難得到資源；一些人的“錢荒”得到緩解，就意味著另一些人更加“錢荒”。解決“錢荒”的唯一辦法是減少管制，讓市場重新配置資源。

 

　　道理就是這么簡單。主流經濟學者說出花來，也只是幼年隨風的思維水準。

 

　　不過和我不同的是，他們似乎從來不為重復論述而煩惱。每次降準降息，他們總能很興奮地論證其合理性。并且，大多數學者、分析師、研究員都已經學會了“預測”。“3月份經濟數據下滑，估計近期會有一次降準。”“一季度應降息而不是降準。”……

 

　　在中國，人們傳哪個高官會落馬，過一段時間基本就會得到驗證，這點已經被人們注意到。還有一個類似現象人們還沒有注意到，那就是，主流經濟學者、分析師、研究員預測近期會降準、降息，那就一定會降準降息。

 

　　宏觀預測已經成了一件毫無技術含量的事情，但主流經濟學者、分析師、研究員仍然津津樂道于自己的先見之明。

 

　　這個現象很好理解。在這個凱恩斯主義統治全世界的時代，政府的做法實在太好預測。即便我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我也能預測。凱恩斯雖然荒唐，但有一點是說得對的：“那些自認為能夠免于受經濟學家思想影響的實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經過世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當權狂人信奉的其實也不過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 據說現在呼吁放水已經成為一個產業了。如果你是領導，每天聽到的都是“放水吧”，你會怎么做？

 

　　而主流經濟學者、分析師、研究員可以憑借“準確的預測”，得到更高的薪酬和出場費。網上有一個調侃說：2008年抽幾塊錢一包煙的分析師們，現在又抽上30多塊錢的煙了。

 

　　有個學者說：“每次泡沫來時，總是存在兩種人：一種人不停地指出泡沫會很快破滅，另一種人欣然在泡沫中游泳。前一種人越來越聰明，后一種人越來越有錢……我以前做過第一種人，這幾年開始幡然醒悟，做后一種。”主流經濟學者、分析師、研究員就是貨幣泡沫的獲益者。受損的是誰呢？是普通工薪階層。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資本在泡沫中游泳。

 

　　凱恩斯主義唯一被稱道的例子，就是羅斯福新政。實際上，不是羅斯福新政救了美國經濟，而是二戰后歐美日政府無法施行嚴格的經濟干預，才有西方經濟的再度繁榮。而當凱恩斯主義再度興起，歐美經濟陷入滯脹，日本更是陷入“失去的20年”。盡管數十年來，凱恩斯主義從來沒有成功過，但凱恩斯主義者仍然堅持說凱恩斯主義是有效的。或者他們會嚇唬老百姓：“雖然救市沒有成功，但如果不救市的話，后果將會更糟糕。”他們這樣說，有觀念的原因，也有他們的收入的原因。

 

　　經常有人把主流經濟學者、分析師的文章推薦給我，說有參考價值，這點真是讓我煩惱。其實我們都在重復著說了1000遍的話，我完全看不出他們有什么新意思。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英國女王問經濟學者：你們為什么沒能預測到金融危機？據說，被問到的經濟學者很羞愧。

 

　　其實，有一些人是預測到金融危機的，比如彼得希夫。只不過，這些人不會進入政府的視線，也不會被英國女王問到。

 

　　2009年，張維迎教授發表《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演說；2010年，許小年教授在接受我負責的《意見中國》的采訪中說“凱恩斯主義害了中國”。而當時，主流學者大部分還在為4萬億唱贊歌。也有一些主流學者對4萬億持猶疑態度。因為，那畢竟是他們第一次見識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實踐。

 

　　很快，4萬億的惡果顯現了。

 

　　2009年，我一位在重工企業工作的同學堅定地支持救市。他說：“我們的訂單都排到兩年以后了。”我說：“以后你們會很慘。”去年他跟我說：“比2008年還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