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领导人会议於24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闭幕。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呼吁「建立全球新秩序」。这一点，东道国印尼总统佐科在开幕式演讲中说得很清楚，佐科强调，政治上「亚非各国必须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经济上「必须摒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荒唐理念」，「全球经济问题只能透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解决的想法已经落伍，必须作出改变」。这些「改变」的总体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开放给新兴经济国家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亚非会议设定这样的主题，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针对性的。

　　亚非诉求今昔迥异

　　60年前的亚非会议是紧扣着当时亚非国家面临的特殊形势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心，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到50年代中期，连同二战前已独立的国家，亚非两大洲共涌现出30个新独立的国家。与此同时，战后美苏间的冷战对峙日益加剧，亚非地区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前沿地带，并沦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地。

　　在此情况下，许多新独立的亚非国家感到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为了达此目标，他们需求抱团壮大力量，第一次亚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自那时至今，整整60年过去了。虽然亚洲还有巴勒斯坦正在为独立建国而费尽周折，但总体而言，谋求和维护国家独立已经不再是亚非政治的主旋律。随着正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侵略已经成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虽然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强权政治，但总体而言，亚非国家现在已经不再像60年前那样，面临被超级大国颠覆的威胁。

　　与此同时，由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亚非国家也有了新的政治和经济诉求。60年前，亚非会议的与会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四分之一，现在它们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中国和印度还是G20的成员，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经济体。

　　但遗憾的是，亚非国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获得的权力却与其分量不相匹配。以政治权力为例，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有五个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但属於亚非阵营只有中国，其他四个都来自欧美。至於经济权力，两大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由美欧籍人士掌管，亚非国家在其中的权重明显低於其经济体量。虽然亚非国家要求改革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声音很强烈，但在美欧的把持下，这些机构改革的步履非常缓慢。

　　因此，如果说60年前亚非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障独立和主权的话，那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更好发展自己。而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借助於世界政治经济大舞台。而在一个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下，亚非国家不仅在竞争中处於不利地位，而且辛辛苦苦取得的发展成果，也可能一夜间流失许多。在此情况下，致力於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就成为摆在亚非国家面前的重要任务。这也是这次亚非会议把「重建世界新秩序」作为重要议题的原因。

　　60年仅开三次会值得反思

　　亚非国家的新诉求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他们能否抱团。就此而言，亚非会议这个机制本身就是有过教训的。众所周知，现在距离亚非会议已经整整60周年了，但这麽长的时间，亚非会议一共才举行过三次。这是为什麽呢？就是因为亚非国家未能凝心聚力。第一次亚非会议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变化，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挑拨离间下，一些亚非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亚非团结受到严重干扰。政治中心在欧洲的苏联竟然也想要挤进亚非会议，并获得了部分亚非国家的支持。原定於1965年3月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由於受到外部干扰，不得不一再推迟。最后由於东道国阿尔及利亚政局发生突变，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是50年。直至2005年，第二次亚非会议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

　　显然，如果这几十年来亚非国家能够紧密团结，亚非会议一直机制化举行，现在亚非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要比现在高得多。这其中的教训，无疑值得各会议成员国反思。　　香港商报评论员 余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