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對話

 

　　主持人：

 

　　本報理論部高級編輯張怡恬

 

　　嘉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高培勇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如何理解新常態的基本特點、科學內涵？如何把握新常態下的新變化、新機遇、新挑戰？如何在新常態下更好地開展經濟工作？今天刊發的理論對話和大家手筆，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編者

 

　　深入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主持人：習近平同志指出：“謀劃和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就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如何理解這個大邏輯？

 

　　王一鳴：新常態是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特征的概括性表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象，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是推動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的基本前提。習近平同志對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作了精辟概括：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可見，新常態最直接的表現是經濟增速換擋，但本質上是發展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

 

　　從國際經驗看，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一個階段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增速回落現象。在這個過程中，只有那些堅持實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順勢推進經濟轉型、實現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經濟體，才能成功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從國內發展看，經歷了“井噴式”擴張的傳統制造業，在市場需求變化的情況下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繼續依靠要素高強度投入、產能大規模擴張和消費排浪式增長來拉動經濟高速發展的路子已經走不下去了，不調整沒有出路，不主動調整也會被市場逼迫調整。只有改變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順應經濟的內在變化加快調整步伐，才能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由此可見，經濟下行和增速換擋固然是挑戰，但也是轉方式、調結構、換動力的機遇。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大力推進發展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是實現我國經濟向更高水平躍升的內在邏輯。

 

　　高培勇：追溯一下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發展新常態概念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到，從第一次將經濟工作的目標定位于“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到提出“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的全新命題，從第一次賦予宏觀經濟政策以“逆周期調節和推動結構調整”的雙重功能到確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從全面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到將其高度概括為經濟發展新常態，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到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再到勾畫中國未來5年以及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藍圖……在過去3年多的時間里，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理念、思想、戰略與時俱進，更加科學。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既是我們黨在新常態下提高經濟工作水平的智慧結晶，也標志著我們黨對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綜合來看，我們已經處于一個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環境中，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只有主動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才能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跟上時代發展的腳步，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科學把握發展新階段的新變化、新機遇、新挑戰

 

　　主持人：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進入新常態后，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正在強化，新業態不斷出現，前景光明，但同時也面臨結構性產能過剩等困難和挑戰。如何科學把握新常態下的新變化、新機遇、新挑戰？

 

　　劉偉：新常態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一方面，我國已經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歷史性地達到中高收入水平，并正在向更高發展水平邁進。另一方面，新階段意味著約束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發生了深刻而又系統的變化，從需求側來說，由以往的需求膨脹、供給不足轉變為需求疲軟、產能過剩；從供給側來說，以往要素成本低的優勢逐漸喪失，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驅動為發展提供新動力。在這樣的發展新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既面臨重大機遇，也面臨嚴峻挑戰。

 

　　重大機遇表現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經濟，正處在工業化的最后沖刺期、城鎮化的加速期、邁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期和追趕發達國家的關鍵期，抓住并用好工業化沖刺、城鎮化加速、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等重大機遇，不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將如期實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不會遙遠。同時，我國發展也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二戰以后，先后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一些經濟體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如上世紀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一些拉美國家，上世紀80年代左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一些東南亞國家，還有一些西亞北非國家等。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就要科學把握和駕馭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變化、新機遇、新挑戰，使我國經濟發展更加符合客觀規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上發展新臺階。

 

　　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主持人：習近平同志指出：推動經濟發展，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現階段，為什么如此強調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劉偉：進入新常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人口數量紅利快速消失，土地、資源供需形勢發生變化，生態環境約束強化，生產要素成本上升。這些變化對轉方式、調結構形成倒逼機制。因此，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關鍵在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在于從以往發揮低成本優勢、主要依靠要素高強度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轉變為依靠創新驅動、主要通過生產效率提高來拉動經濟增長。在這一客觀形勢下，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自然成為經濟工作的中心。

 

　　王一鳴：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并非不要數量和速度，而是要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或者說是要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速度。從宏觀層面講，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主要體現在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全要素生產率和企業利潤、居民收入、政府稅收上。因此，衡量經濟工作不能單純看生產總值增速有多快，更要看產品銷售、投資效益、企業利潤、職工收入、政府稅收、環境改善等質量和效益指標有多好。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必須特別注重提高生產效率。這是因為，在生產要素供需形勢發生趨勢性變化、企業生產成本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只有提高生產效率，才能有效對沖要素成本上升，提高企業競爭力；也只有提高生產效率，才能為增加企業利潤、居民收入和政府稅收創造基礎性條件。因此，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就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激發企業家和全社會的創新潛能和活力，發揮創新對提升生產效率的關鍵作用。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主持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深入認識發展規律、洞悉國內外發展大勢基礎上提出的新思想、新舉措。“十三五”規劃綱要進一步強調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應該如何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科學內涵？

 

　　劉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發展，與西方經濟學供給學派的主張有著本質區別。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外部周期性因素，但根本上是內生性結構問題，主要是供需結構失衡，供給能力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作用于生產者和勞動者，影響的是企業成本、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對于新常態下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具有重要意義；通過供給方面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可以在保持需求穩定、物價穩定的同時更為有效地拉動經濟增長；將重點解決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特別是產業結構、產業組織、區域結構、技術結構、就業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的問題。因此，無論從微觀、宏觀還是從結構方面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宏觀政策條件，首要的是協調好需求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系。一方面，不能以強刺激政策過度擴張需求，這會減弱對過剩產能、劣質產能的市場壓力，阻礙去產能進程，甚至加劇產能過剩和經濟泡沫。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以有效的需求管理營造穩定的宏觀環境。需求管理雖不能從根本上克服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但能緩解總量失衡問題，進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贏得時間、創造條件。這就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宏觀政策組合松緊適度，“松”要能保證必需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穩定的就業，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但其底線是不能由于“松”而刺激出大量新的低端需求、制約經濟轉型升級的腳步；“緊”要能保證給市場主體足夠的競爭壓力，以市場力量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其底線是不能由于“緊”而使宏觀經濟出現衰退。

 

　　實現經濟工作重點、方式、重心的轉變

 

　　主持人：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既是經濟工作思路的變革，也是干部思維方法的變革，在經濟工作重點、方式、重心等方面將引發一系列新變化。新形勢下各級干部怎樣才能更好地開展經濟工作？

 

　　王一鳴：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過去行之有效的大規模擴大投資、“鋪攤子”擴張制造業、依靠高強度投入驅動發展的老辦法已經行不通了，必須創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實現經濟工作重點、方式、重心的轉變。一是工作重點要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下決心化解過剩產能、清理僵尸企業，加大資產重組力度，矯正供需結構失衡，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經濟新平衡。二是工作方式要從“鋪攤子”轉向“上臺階”，適應傳統產業大規模擴張階段結束的發展趨勢，努力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滿足市場對產品品質、性能的要求，增強供給對需求結構升級的適應性。三是工作重心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最緊要的是加強創新服務、改善制度供給、營造創新生態，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激勵機制，發展創投、風投、眾籌等適應創新發展的融資工具，培養、引進和用好創新人才。

 

　　高培勇：做好新階段經濟工作，必須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并適應新常態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一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凡是市場能有效解決的都要交給市場，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主動做好政府該做的事。二是進一步明確我們要的發展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是以比較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的發展，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主要是為了保就業。三是宏觀經濟政策要保持定力，向社會釋放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明確信號，只要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宏觀經濟政策就保持基本穩定。立足于中國經濟正在向更高發展層次邁進的現實背景，宏觀經濟政策選擇要與經濟發展新常態相契合，并以此為契機全面構建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政策新格局。

 

　　主動引領新常態，迎接中國經濟更為光明的前景

 

　　主持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一舉一動影響世界經濟，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各位專家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前景及其世界意義？

 

　　高培勇：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可以用“做兩道加法”來概括其可能發生的變化：其一，需求端+供給側，由需求延伸至供給，在需求和供給兩條線上同時發力，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保持平衡，將成為與經濟發展新常態相適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常態。其二，政策+改革，由政策設計延伸至制度變革，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諸多領域改革的聯動中，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這些變化將為中國經濟增添巨大的動力和活力，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更長遠發展目標如期實現。

 

　　王一鳴：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成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潛力將進一步得到釋放，并進入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增長平臺。2015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按兩個翻一番目標、今后5年年均增長6.5%計算，到2020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將接近1.1萬美元（2015年價格）。這樣再努力幾年，我國就能邁過人均國民總收入1.26萬美元的高收入門檻，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這意味著世界上享受高收入生活的人口翻了一番，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難以估量的意義。

 

　　劉偉：從近期看，今年上半年6.7%的經濟增速超過6.5%的全年預期目標，經濟短期企穩跡象顯現，但國際環境仍然復雜嚴峻，國內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特征仍然突出，經濟工作仍面臨很大困難。對此，必須進一步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提高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的主動性，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改善。從中長期看，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等發展目標將得到實現，我國經濟總量、人均GDP水平、城鄉居民收入都將實現跨越式發展。預計我國在2020年前后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達到高收入發展階段起點；在2030年前后有可能在經濟總量上實現新的跨越；在2050年前后有可能在人均GDP水平上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對世界社會主義和人類社會發展都是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