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李穎

　　2017年香港GDP預計為2.5萬億港元，以2017年12月31日的匯率(1港元=0.839元人民幣)計算，香港2017年GDP約為2.1萬億(人民幣，下同)，不及鄰城深圳同年2.2萬億的GDP總量。早在1月已傳出深圳GDP超過香港的消息，深圳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體量最大的城市。

　　聯想到1980年深圳的GDP僅3億，不足香港當年467億GDP的一個零頭;1997年香港回歸時GDP為1.46萬億，同一年深圳GDP僅為1297億，今天深圳GDP總量若超越香港無疑將是具有里程碑意義。對深圳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奇。對香港來說，多了一個經濟實力匹配的鄰居，也是一樁相得益彰的美事。從兩地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來看，深圳經濟總量還將進一步超越香港。有學者預計，到2030年深圳GDP將是香港的近2倍。

　　在更高層面謀劃合作

　　深圳的崛起，並不意味着香港的衰落，而是標誌着深港合作邁入了新時代。這對深港合作內涵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雙方在更高層面加以謀劃。

　　過往的實踐早已證明，深港之間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取長補短、攜手並進的親密夥伴。深圳取得今日之成就，香港是當仁不讓的參與者與見證者。作為近水樓台，深圳從改革開放之初就獲得大量港商投資，香港中小企北移為深圳打下製造業根基，至今深圳外資中仍有八成來自香港;香港領先的融資能力和雄厚的科研資源，為深圳創新科技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持;作為市場機制完善的自由港，香港也是深圳企業走向國際的橋樑。香港也從深圳崛起中獲益良多：北上建廠及投資商貿、物流的港商，都充分享受了深圳發展的紅利;多年來深圳企業投資海外首選香港，累計投資250億美元;以騰訊為代表的深圳互聯網企業來港上市，在為港人帶來巨大財富效應的同時，也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前來，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穩固。

　　眾所周知，現有深港合作機制是在改革開放之初設立的，經過40年的發展，深港之間的合作機制亟待創新。順應大灣區和新時代的客觀需求，建立更加深入和緊密的合作關係，是新時代深港合作的應有之義。

　　兩地經濟互補明顯

　　深圳經濟對香港的超越，不僅僅體現在數量上，在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上也有可借鑒之處。在深圳GDP構成中，製造業和創新產業佔比超過40%，香港製造業佔GDP比重僅為1%;香港經濟以地產和金融為主，服務業佔GDP九成;深圳依靠創新來拉動GDP，2017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R&D)超過900億元，佔GDP比重4.13%，遠遠超出香港0.73%的比重。

　　在上世紀80年代傳統製造業北移之後，香港未能抓住向高端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以及互聯網行業轉型的機遇，經濟脫實向虛，轉向房地產和金融。無論是意在發展互聯網科技的「數碼港」計劃，還是劍指半導體產業的「矽港」計劃，以及強化香港醫藥基礎優勢的「中藥港」計劃，都先後無疾而終，令到香港與創新科技失之交臂，經濟過度倚重房地產和金融。

　　在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創新驅動成為香港新時代發展的內在要求，特區政府再次把目光瞄準創新科技產業。然而，寸金尺土的香港顯然難以承載對土地和勞動力有更多倚重的製造業，而更適合發展附加值更高的金融、法律等高端服務業。在此情況下，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惟有加強與深圳等大灣區城市的合作。不少有識之士指出，深港攜手可打造大灣區創新科技之都。

　　深港各自不同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決定了兩地合作互補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本港學者研究發現，如果把深港兩地作為一個經濟體來看待，其產業布局將呈現非常均衡的狀態。

　　香港是與紐約、倫敦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深圳是與美國三藩市矽谷、印度班加羅爾對標的創新之都，憑藉其在科創領域的不懈探索而向全球價值鏈的頂端邁進。深圳人口是香港的兩倍，土地是香港的三倍，並與大灣區腹地來往便利。雙方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給新時期深港合作帶來巨大的想像空間。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港青北上創業，將深圳的硬件優勢與香港國際化平台相結合，已經形成一種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形成廣泛社會共識

　　歷任深圳主政官員都不諱言向香港學習，深圳也不愧為向香港學習的模範生。近日深圳提出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競爭力影響力卓著的創新引領型全球城市，並表示要進一步對接香港，提高深港市場一體化水準。

　　面對鄰城拋出的橄欖枝，香港社會各界要形成廣泛共識，擁抱深港合作新時代的到來，切勿陷入泛政治化的迷思，再次錯失融入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大局的良機。

　　新時代深港合作，要求盡快打通兩地要素市場，促進雙方人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進一步暢通。對香港來說，加快河套港深創新科技園區建設，促成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已屬勢在必行。

　　可以預見，未來深港之間必將迎來更深層次、更高水準的合作。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雙子星城市，深港之間的精誠合作，必將再造大灣區乃至世界的經濟奇迹，也將令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更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