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南

　　裁判官輕判了9月26日重奪公民廣場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理由是「不應以事後其他更激烈的政治事件來重判三人」;又指「年輕人勇於表達意見，可貴之處是較為純真，但易流於偏激衝動，法庭應以較寬容及理解的態度處理」;「三人非為一己私利而犯案，僅希望進入對他們而言充滿歷史意義的公民廣場」。法官分別判黃、羅兩人80及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周則判入獄3周，緩刑1年。

　　違法造成的後果豈能無視

　　事後，黃之鋒和周永康在商業電台公然說，法官認為「這是一個政治事件，和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兩人大讚法官是「開明法官」。周永康更對《蘋果日報》說，「裁判官稱須用較寬容及理解的態度來了解年輕人犯案動機」。周永康稱「很欣賞這說法，對當權者而言可說是當頭棒喝，可讓當權者明白為何年輕人會有自決、『港獨』等不同想法」。

　　可以看到，裁判官和周永康的觀點是相似的。這個判決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而不是從法律的觀點出發，考慮三個被告的行動對其他人的傷害，對公眾秩序的危害這個事實。有關的判詞從法律觀點到邏輯都很有問題。

　　三名被告人被控告的罪名，是違反了公安條例，進行「非法集會」。判決的關鍵，是有沒有事實證明三名被告蓄意發動「非法集會」，令其他人士感到恐懼和不安，有沒有破壞社會秩序，有沒有造成損害社會的嚴重後果。他們發動「非法集會」，有沒有癱瘓社會的動機?如果證明有，那麼這三個人「非法集會」的罪名就一定會成立。法官在判案時，為三名被告的犯罪動機進行美化。法官進一步解釋，「年輕人和學生或會因對政局不滿而勇於表達意見，若沒違法，本身並無不對，法庭絕對尊重言論及集會自由」。言下之意，案件的動機是高尚的，是為了體現言論和集會自由，而「法庭絕對尊重言論及集會自由」，所以給予輕判。

　　法官的判詞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和政治意識。法官還說，「重奪公民廣場，早於『佔中』及往後其他更激烈的政治事件發生。若考慮後來的政治環境而判三人阻嚇性刑罰，對他們並不公平，何況三人的行為相對後來不同的政治事件而言其實溫和得多。三人一直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當晚最可能受傷的是他們及其他集會者」。這個說法，違反了事實，和後來發展的形勢以及三個被告人的表現，截然不同。法官絕對不應該離開後來的事實進行判案。

　　在三個被告人「重奪公民廣場」之前，黃之鋒、周永康已經策劃在10月1日啟動「佔領中環」，而且聲明這是「公民抗命」，做犯法的事情，癱瘓香港社會，迫使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改變政改方案。9月26日，學聯和學民思潮發動「重奪公民廣場」，完全是為了「佔中」掀起序幕，吸引傳媒報道，以利於召集更多群眾用暴力衝擊政府總部。警方翌日正午第二波清場，奪回政總東翼前地。9月27日夜晚的集會，學聯和學民思潮召集群眾支援學生，並且通知他們要準備好口罩、眼罩、雨傘。大會稱出席人數達5萬。集會的時候，示威者除舉起雨傘，有人更以保鮮紙包裹全身。

　　「佔中三子」見有數以萬計市民在金鐘一帶聲援學生，9月28日凌晨突在學聯集會上宣布即時提早啟動「佔中」，然後高呼「飲杯」「飲勝」等口號。人潮不斷增多，當天中午過後更將有多條行車線的夏慤道「淹沒」，部分人衝擊警方防線圖攻入添美道，開始組織衝擊警方的防線，揭開了七十九天癱瘓香港的「佔中」序幕。

　　偏袒違法者香港將無寧日

　　學聯和學民思潮是這場動亂的發起者，黃之鋒、周永康是這場動亂的具體領導者和指揮者。法官憑什麼說黃之鋒、周永康與後來更大的暴亂毫無關係。法官憑什麼說「三人一直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當晚最可能受傷的是他們」。三個人暴力衝擊政府總部，爬上了鐵欄，然後不顧下面有保安員和警察，從高處跳下來會造成對其他人的傷害。這種不顧他人安全的行為，是非常危險的。

　　為什麼法官不考慮維持秩序人員的安全，反而考慮三個犯罪者的人身安全?法官的立場有沒有偏袒?

　　公安條例在香港有很長的歷史，過去已經有很多判例可以參考。普通法就是判例法，法官的量刑為什麼不參考過去的判例?為什麼要在判詞中大談政治，談論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這種說法是否否認了公安條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用這個觀點去量刑，完全不考慮「佔中」引起公共秩序和社會經濟運作的癱瘓，沒有考慮七百萬人的公眾利益。法官的公正體現在什麼地方?依法判案又體現在什麼地方?

　　如果這種判案的尺度是成立的話，今後「港獨」分子發動街頭暴力行動，法官一樣可以認為「年輕人勇於表達意見，可貴之處是較為純真，但易流於偏激衝動，法庭應以較寬容及理解的態度處理」，通通判處服務令，犯罪者根本就沒有成本代價，街頭暴力將會變本加厲。有關的判詞和量刑，對「港獨」分子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此，香港今後將永無寧日。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