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開始，香港回歸祖國轉眼已經接近20年。當初中英雙方在商討1997年香港回歸時，為了保持香港的人心穩定，中央政府承諾，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而這一點也被寫入了基本法的第一章第五條中，可以說是香港可以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的基石之一。然而，回歸20年的時間即將到來，本港已經有聲音開始思考：2047年后的香港怎麼辦？

 

　　無疑，提出這一思考是基於現實因素。如今本港的大部分樓宇按揭期限最長為30年，而香港大部分土地使用期亦是到2047年為止，若是不能提前對香港的未來前路進行規劃，對於以金融業和地產業作為基石的香港來說，無異於根基的動搖。這一情況與1982年中英雙方開始香港問題談判時，所面臨的情況十分類似。基於現實的經濟因素，香港和內地方面，確實有必要對2047年后的香港前途問題進行探討和明確。

 

　　然而，縱觀如今本港社會上的各種言論，大家普遍對2047年的前途采取悲觀的態度，而且這種擔憂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考慮。不少人擔憂，「一國兩制」50年的過渡期結束之后，香港面臨的必然是「一國一制」的制度併軌，而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香港所面對的必將是其核心競爭力和獨特地位的徹底喪失。也正是基於這些擔憂，如今不少政黨和組織喊出了事關2047前途的口號，如公民黨在創黨十周年的宣言中表示，「面對2047年后的前途安排……香港人絕對不能缺席」，而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亦在最新一期提出在2047年「香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荒謬主張。

 

　　香港需要適度改變

 

　　但是仔細思考上述主張，其根基來源卻是建立在一些并不確定的假設之上。其一，是假設香港不應該「變」，而應該繼續保持如今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其二，則是假設內地的「不會變」，以致內地會依靠其巨大的體量和經濟實力，將香港的獨特制度「吞沒」乃至「消滅」。但是上述的兩個假設似乎都難以成立。

 

　　一方面，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經到了需要轉變的時候。本港社會如今面臨的諸多問題，諸如房價高企、貧富差距巨大、社會福利較差等問題，幾乎都源於殖民管治時期所建立的「自由市場經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整套「積極不干預」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土地出讓制度和「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財政原則。以至於回歸后，特區政府仍舊延續殖民管治時期的政策，卻必須面對社會問題積累愈發嚴重的現實，并缺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手段和工具。這也是為何致力於解決民生問題的梁振英政府，表示將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而轉向「適度有為」。這恰恰說明了，香港如今所急需的，是對原有發展方式的適度改變。

 

 

　　另一方面，港人普遍擔心內地長期獨特和穩定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將會隨著2047的到來而在香港復制。然而，這種過分簡單化的觀察，恐怕忽視了過去幾十年間內地的許多深層次變化。內地民眾的社會意識形態早已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很多方面已相當寬容和開放。例如，如今在內地發展火熱的「粉紅經濟」，說明「同性婚姻」、「LGBT」等即使在歐美國家仍有爭議的話題，在當今內地年輕人中的認同度遠比想像的要高很多。而即使看起來一成不變的政治體制，亦隨著信息技術、互聯網等新技術的崛起，民主色彩已是30年前所難以想像的。更何況，在未來30年里逐漸掌握社會話語的，將是在改革開放后的新環境下所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這些在變革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不僅有更加開放的頭腦和眼界，身上的歷史包袱和意識形態束縛也更少。只要中國開放的趨勢不被逆轉，中國社會加速進步的走向也必將繼續。

 

　　基於上述原因，香港社會如今所瀰漫的「2047大限將至」、「一國兩制行將終結」等描述，基本上仍是出於即時經驗的想像。事實上，「制度」從來不是一個固定的模式，而是始終處於流動和變化之中，尤其將這種固化的想像放在長達30年的歷史長河中，更無異於「刻舟求劍」式的笑話。筆者相信，在全球化和開放化的歷史潮流不斷沖擊之下，在內地和香港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努力之下，香港的2047完全不用太過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