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陳增喜給宛城區漢冢鄉黃莊村村民講授有機種植栽培技術。崔培林攝

　　為了大地的豐收

　　——記優秀共產黨員、南陽市宛城區科技局局長陳增喜

　　□本報記者張華君歸欣刁良梓本報通訊員張慶元袁永強

　　盛夏時節，滿城籠翠。南陽市宛城區科技局辦公樓掩映在一片碧綠中。

　　推開門，陳增喜不到10平方米的辦公室擠進十來個人，成了一個“小社會”。

　　覆蓋“老中青”：從二十啷當歲的年輕技術員，到年過七旬的老支書。

　　包含“白藍領”：西裝革履的，是研究大數據的企業老總；褲腿沾泥的，是種植西紅柿的郊區菜農。

　　稱謂“大雜燴”：新朋友稱“陳局長”，老相識喚“陳主席”，還有從陳增喜一上班就打交道的老農，直呼其名，他也應了。

　　“老陳，你看我今年種啥菜好？”“陳主席，啥時候再去我們村里講講課？”“陳局長，我們公司的申報材料你給指導指導？”……七嘴八舌，熱熱鬧鬧，又像個菜市場。

　　局辦公室主任吳志強拿著一摞文件，往屋里瞄了一眼，把被堵在門口的記者領進了隔壁的公用辦公室，看起來輕車熟路。

　　“陳局長每天都這么忙嗎？”記者問。

　　“他一年里有一大半時間都在下面，逮住他一回不容易。”吳志強一邊倒水，一邊解釋，“找他的人又多，我有事兒跟他匯報也得擠時間。”

　　6月23日,陳增喜在紅泥灣鎮裴莊村指導播種。崔培林攝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吳志強一愣。雖然他從大學畢業就來到科技局，跟陳增喜一起工作了十余年，也覺得不好回答。想了一下，他起身打開背后的一個鐵柜，琳瑯滿目皆是榮譽證書。從發黃的到嶄新的，從手寫的到燙金的，60多本都是陳增喜一個人的：

　　1983年，河南省農科院科技成果三等獎；

　　1995年，河南省科技進步二等獎；2003年，全省“科技服務優秀專家”；2004年，南陽市“建市十周年功臣”；2005年，全省“星火計劃先進個人”；2014年，全國百名“人民群眾滿意公務員”；

　　……

　　最近的一本，是還發著熱的“全國崗位學雷鋒標兵”。

　　獎章無言，大音希聲。

　　吳志強不茍言笑的臉上，明顯有一種與有榮焉的自豪和驕傲。

　　“增喜是個好干部……”科技局黨組副書記張九國湊了過來。

　　話匣子一開，眾人都圍了過來，門外“排隊”的人們也主動加入，公用辦公室也變成了“菜市場”。

　　從青絲到白發，一位農業科技工作者，扎根鄉野35年服務群眾的故事，像一顆顆散落泥土中的珍珠，在人們的講述中串了起來，在這個燦爛的夏日里，煥發著奪目的光彩。

　　陳增喜看似平凡恬靜的人生畫卷，只緩緩掀開一角，已是波瀾壯闊。

　　6月23日，陳增喜在茶庵鄉袁黃莊村蔬菜大棚里查看黃瓜生長情況。崔培林攝

　　一顆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我是農民的兒子，要讓鄉親們都能吃飽飯”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豫西南農村流傳著一句順口溜：“紅薯干，紅薯面，紅薯疙瘩紅薯蛋兒，離了紅薯不吃飯。”

　　日子好的人家，也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頓白饃；大多數人家的食譜，基本上是“三紅轉”，吃到胃酸胃痛也無可奈何——因為只有這玩意兒產量高，“總比吃土好”。

　　陳增喜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歲月里度過的。

　　“家里兄弟姊妹5個，只有3間草房，白天放羊喂豬，晚上睡在牛棚。”陳增喜回憶。咀嚼著農民的苦楚艱辛，不甘于農村的貧窮落后，一個念頭在少年陳增喜心中生根發芽：要像《朝陽溝》里的拴保那樣，當一個農業科學家，讓鄉親們都吃飽飯。

　　這個念頭后來長成參天大樹，支撐起他整個“職業夢想”。

　　1978年，陳增喜第一次高考落榜，一邊干農活，一邊給下到村里的農技員打下手。那幾個月的“學徒生活”給他開了蒙：農民為啥吃不飽飯？糧食產量太低，一畝地才打二三百斤。為啥產量低？一是缺良種，二是不會管理。

　　第二年，他“榜上有名”，成了村里人的驕傲，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信陽農專農學系。

　　“才出農門，又學農學，你是咋想的？”記者問。

　　這位中等個子、身材略顯單薄的中年人笑了：“只有學這樣的專業，才能更直接地為農民服務。”

　　三年大學生活美好而短暫，品學兼優的陳增喜擔任了系團總支書記，還第一批入了黨，成了“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改革開放，百業待興。在那個知識分子極度匱乏、備受重視的年代，陳增喜的前途可謂一片光明：或者留校任教，潛心學術，成為一名專家教授，入則學生簇擁，出則社會敬仰；或者學而優則仕，說不定平步青云，有朝一日春風得意衣錦還鄉。

　　然而，“農民的兒子”陳增喜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

　　6月19日，陳增喜在南陽市宛城區大山農業科技示范園向果農傳授有機葡萄栽培技術。崔培林攝

　　“啥？你要回老家去？你學這一身本事回家種地？”系主任、輔導員沖著這個得意弟子，第一次急了眼。“你再好好想想！”

　　大家的苦口婆心，沒有挽留住這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他這個人決定了的事兒，九頭牛也拉不回來。”陳增喜的愛人、南陽市中心醫院產二科護士長曹志華說。

　　1982年9月，陳增喜揣著一張介紹信，“意氣風發”地到原南陽地區農科所報到，并主動要求到最偏遠、最艱苦的桐柏縣農業試驗站工作。

　　分配工作的干部一臉詫異，好心勸道：“桐柏太遠了，要不你再考慮考慮？”

　　當時交通落后，從南陽市區到桐柏縣城，光坐班車就得6個小時。

　　陳增喜婉言謝絕，簽上字，按了手印，轉身離開。他后來回憶說，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一個是條件艱苦的地方更能鍛煉人；另一個，桐柏的氣候跟信陽相似，是當時南陽地區唯一種植水稻的地方，自己上學時候水稻學得最好，正好能派上用場。

　　到桐柏的第二天，陳增喜就在老技術員的帶領下，下到稻田里考種、測方、收稻子，一個朝氣蓬勃的大學生，又變回了灰頭土臉的“老農民”。兩個月后，有了充分實踐經驗的他，找到了當地水稻產量低的“秘密”：也是缺少良種。

　　此后的兩個月里，陳增喜踏上了漫漫尋種路：先坐一天車到位于鄭州的省農科院開介紹信，而后南下江蘇、上海、福建、江西、廣東、湖北6省，到傳統魚米之鄉，一家一家拜訪，求取“真經”。

　　21天跑了6個省！那是一段讓陳增喜自己說起來都感到唏噓的經歷：

　　比如去福建，要坐上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還經常沒有座位，實在站得受不了，就鋪張報紙坐地下；下了火車不知道路，得先買張地圖，一邊走一邊打聽；餓了啃口干糧，渴了喝口涼水；白天去辦事，事辦完了坐夜車再回來……“跟早些年出去打工的農民工差不多。”他說。

　　這還不是最難的。“人家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良種，憑啥給你？”在省內還好說，到了外省農科院，一開始根本沒人搭理他這個小青年。咋辦？

　　“咋辦？像個釘子一樣釘在那兒，軟磨硬泡，提前半小時到辦公室里，給人家打水掃地，忙了還要幫人家考種、做實驗，啥活都干。”就這樣，陳增喜用真心和耐心敲開了一扇扇曾經對他緊閉的大門：當年年底，他不僅從外省帶回來300多個水稻品種，還抄寫到了當地科研人員視為珍寶的實驗記錄。“當時沒有打印機，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抄，抄到半夜兩三點是常事。”他說。

　　種子帶回來了，但并不代表能立馬使用，還要一個一個實驗。

　　1983年春天，正是育秧的時節。桐柏縣農業試驗站的人們發現，這個新來的年輕人異常忙碌：白天待在屋里做實驗，晚上跑到田里侍弄稻苗，不知道在鼓搗些啥。

　　只有陳增喜知道其中的艱辛：300多種秧苗，一株一株編號，一行一行種植，一本一本做記錄，查一遍苗，就是兩個小時，稍有差池，就可能前功盡棄。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反復對比、實驗、考種，陳增喜和試驗站的技術員最終篩選出3個適合桐柏種植的水稻良種：紅南（秈稻）、桂朝二號、廣104。在南陽、信陽推廣后，水稻畝產量由當時的不足500斤，提高到700多斤，引起轟動。

　　初出茅廬第一功！

　　22歲的陳增喜獲得了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獎項：河南省農科院科技成果三等獎。這令陳增喜欣喜若狂，也更堅定了做一個基層科技工作者，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的信念。

　　當年還有一個小插曲。據桐柏縣農業試驗站一位退休職工回憶，時任縣委主要領導看到陳增喜是個人才，想提拔他到某鄉當鄉長，但陳增喜謝絕了。由此，陳增喜“徹底”戴上了“農業科技人才”的標簽，卻也為他此后35年的人生，打上了絢麗的底色。

　　一股停不下來的創新勁頭

　　“別人做不到的，咱不一定做不到”

　　走近陳增喜的人，大多有這樣的疑問：一個長年與泥土打交道的人，何以拿到比“正規”科研人員更多更高的獎項和成果？

　　“理論指導很重要，但我認為與實踐結合更重要。”陳增喜說。

　　志在凌霄，也要扎根泥土，這是陳增喜遵循了30多年的“方法論”。

　　1985年，由于工作成績突出，陳增喜被上級調到原南陽縣（現宛城區）農技推廣中心任副主任，1989年，又調至南陽縣科委工作。這時，陳增喜接了進城之后第一個“大活”。

　　“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引進小麥品種，我一下蒙了。”陳增喜說，“因為這不是咱擅長的領域。”

　　但他不信有啃不下來的硬骨頭。又是一次長征：跑省農科院翻資料、到省種子公司選種子、到田間地頭跟老農請教……3個多月后，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一篇新聞報道中發現，洛陽偃師二里頭村村民徐才智培育的一個小麥品種，早熟、色白、抗倒伏，可能非常適合南陽種植。于是急赴洛陽。

　　然而興沖沖趕去的陳增喜卻碰了一鼻子灰。“老農民”徐才智對他這位遠道而來的“專家”并不感冒，來了個“不拒絕、不搭理、不接待”。

　　“碰上這事咱有經驗。”陳增喜笑著說。他再次發揚“釘子精神”，干脆在二里頭村大隊部搭個木板床，住了下來。這一住，就是一個多月。白天，跟著老徐下地干活；晚上，纏著老徐問東問西。

　　等到拿下這位不茍言笑的老農，返回家中，陳增喜已經一個月沒有洗澡，一身是土，全身發癢。妻子埋怨他：“不知道是去工作了，還是去逃荒了。”一歲多點的孩子，見了他直認生。他卻說，搞農業要想成功，就得下地，就得吃苦。隔了一天，就又去了二里頭。

　　一年之內七赴偃師，陳增喜將新品種——“豫麥18”授粉、揚花、抽穗、灌漿各個環節的管理爛熟于胸，正準備在南陽大展拳腳，新的問題卻來了。

　　當時，南陽地區農技界流行的觀點是，“大穗大粒出高產”，而“豫麥18”與這個標準并不相符。陳增喜受到了幾位“權威”農藝師的質疑，認為他在“瞎折騰”。

　　讓事實說話。陳增喜并不分辯，拿著選好的麥種，讓溧河鄉胡廟村村民劉長海試種。從播種到收割，他天天看；從施肥到澆水，他親自干。收獲那天，等著看熱鬧的人們“眼鏡掉了一地”：800斤！超過計算機的模擬數值。

　　圍觀的群眾也心服口服。“豫麥18”隨即在南陽13個縣市全面推開。1991年至1993年兩年間，整個南陽地區平均畝產增收30%以上，增產1000多萬斤。陳增喜也因此獲得“河南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那時已經算是“功成名就”的陳增喜，又做了一件讓人看不懂的事兒：一個玩農活兒的，卻愣是跨界研究起了計算機。

　　原來，中國科學院合肥研究所1988年開發的“農業專家系統”引起了陳增喜的注意。他斷定，這是現代農業的未來。第二年，他跑到北京，花1萬多元從中關村抱回來一個“大家伙”——臥式PC機，又幾經周折裝上了“農業專家系統”，埋頭鉆研起來。

　　愛琢磨的陳增喜很快就發現這套系統有些“不對勁”。簡單來說，這是一套大而化之的系統，雖然涵蓋了小麥、棉花、玉米等農作物，但給出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標準答案”。常年兩腳沾泥的陳增喜知道，這根本行不通。

　　“比如棉花要打縮節胺來控制旺長，一般的標準是1克至5克，但在實際操作中大不相同：下雨天，用5克最好；天旱了，1克就行；苗旺了，用3克至5克；苗一般，用1克就夠了。”陳增喜把自己總結的這套方法稱之為“看天、看地、看苗”。

　　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完善這套系統，陳增喜又一次拿出當年抄資料的功夫，不過這次的工程量，堪稱浩大：1983年至1989年的氣象資料、1982年至1989年的土壤資料，1983年至1989年的病蟲害資料，加起來800多萬字節，陳增喜用“二指禪”整整敲了3個月。

　　妻子曹志華后來回憶說，晚上睡覺前看見他在敲字；半夜起來給孩子喂奶，看見他還在敲字。

　　“吃飽喝足”的“農業專家系統”實現了迭代升級，也讓陳增喜的研究如虎添翼。比如，通過該系統，陳增喜精確推算出，西瓜主蔓的第八個葉子上結的瓜最大最甜；小麥的產量與每畝株數、千粒重、每年5月份的氣象條件以及灌漿速度有關……到了后來，他已經能通過這個系統為大多數農業技術問題開“藥方”了。

　　1990年，陳增喜帶著電腦、打印機到紅泥灣鎮裴莊村為農民開展“一對一服務”，農民提問題，他現場給答案。十里八鄉沸騰了！人們像趕廟會一樣來看這個“西洋景”。

　　“萬人空巷，跟趕集似的。那時候誰知道電腦是個啥玩意兒？他都背著電腦下鄉了，你想想他有多超前！”當時還在縣文化局工作的張九國說，他那天剛好在裴莊，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陳增喜，也在那時被老陳“圈粉”。

　　此事后來被《人民日報》、央視《經濟半小時》突出報道，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河北、山東、山西等地農技科研人員紛紛前來學習。

　　后來，經過陳增喜升級的這套專家系統被推廣開來，在當地產生經濟效益上億元。1992年，在安徽舉行的國際農業專家系統研討會上，包括美國農業專家在內的與會代表，稱贊他“為計算機在農業生產應用上開辟了一條道路”。農業專家陳增喜，也跨界成為計算機專家，擔任了全國農業計算機研究會理事，并于2005年被團省委授予“全省第二屆IT青年新銳”。

　　現在，人們走在南陽市城區的白河兩岸，無不為碧波蕩漾的河水迷醉。這里面，也有陳增喜一份功勞。

　　位于白河岸邊的河南天冠集團有限公司，是國家燃料乙醇定點生產廠家和國家新能源高技術產業基地主體企業之一。沼液一直是困擾企業的一大難題：不排，沒地方儲存；排吧，污染白河，年年被下游城市投訴。2005年春，同在鄭州開會的天冠集團董事長張曉陽，向陳增喜提到此事，請他幫忙想想辦法。

　　回到南陽之后，陳增喜一邊派人提取污水樣本開始化驗，一邊在排污口附近租了一小塊兒地，種上蘆葦、香根草，力求掌握第一手資料。有相熟的人看了，呲他：“人家天冠恁大的企業，博士碩士亂碰腿，他們都解決不了，你能弄成？”陳增喜回答：“出水才見兩腿泥。別人弄不成的，咱不一定弄不成。”

　　化驗結果一出來，陳增喜興奮了：這污水里有大量有機物和微量元素，用好了就是好肥料！為啥是廢水？關鍵在于硫化亞鐵含量過高。陳增喜研究大量國內外相關資料后，建議天冠的污水處理廠更換污水處理劑，有效解決了硫化亞鐵含量過高問題。隨后，陳增喜利用改良過的沼液、沼泥進行灘涂地沙土改造試驗，成功使宛城區辛店鄉雷莊村300畝沙土地的含沙量從80%降到30%，灘涂地的西瓜畝產量當年就達到2500多公斤。

　　在此基礎上，陳增喜又研究出生物發酵法，原本的“污染源”沼液、沼泥，搖身一變成為生物有機肥原料，被廣泛用于果樹、蔬菜、花卉等栽培。湖北、甘肅、新疆、陜西等省區的800多萬畝農田，應用天冠集團的生物有機肥原料后，平均減少化肥使用量50%、農藥使用量60%，土壤品質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還有他的扶貧“雙加”模式、六字“倒算法”、艾草培育技術……似乎每過一段時間、每換一個地方，陳增喜就能整出點“不一樣”的東西來。

　　這股子停不下來的創新勁兒從哪兒來？

　　“群眾問咱問題，咱也不是啥都懂。回答不上來，就去學、去鉆，時間長了，就成了習慣。”陳增喜回答。

　　陳增喜形容自己是“農科河上一纖夫”，想為群眾服好務，就不能停下來。

　　一腔至真至誠的為民情懷

　　“看到群眾致富了，我高興得想蹦起來”

　　陳增喜是個什么樣的人？一千個人可能有一千個答案。“他是個‘充電器’，每次來找他都有新收獲。”紅泥灣鎮扶貧園產業總經理楊倩說。

　　“他是個‘拐棍兒’，扶著俺的企業走到今天。”金紅光事業公司總經理王志勤說。

　　“他是個‘好郎中’，有啥問題我都來找他。”新野縣種菜大戶曹旭鐸說。

　　“他是俺們的‘貼心兄弟’，能跟咱掏心窩子。”茶庵鄉袁黃莊村村支書陳興亮說。

　　陳增喜的同事、領導們用“一二三”來形容他。

　　“一”是一張名片。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陳增喜每次下鄉、做培訓、開會，都會主動給群眾遞名片，并附上一句“有事來談，沒事來聊”，20多年過去，“10萬張應該是有的”。

　　“二”是兩個電話。陳增喜有兩部手機：一個是聯通的，充一次電能使半月的“老爺機”，專門聯系農民朋友，因為當時聯通話費便宜，可以給他們省點錢；一個是移動的，千把塊的智能機，用來處理公務，因為方便上網查資料。

　　“三”是三件“法寶”。一桿小鐵鍬，下鄉時候可以隨時翻開土壤，查看墑情等；一把尺子，到地里能測量作物長勢、密度；一個保鮮袋，既能用來裝土壤、作物樣本，還方便套在腳上往泥地里踩。

　　發了名片，所以朋友多；留了號碼，所以電話多；帶著“法寶”，所以下鄉多，時間長了，人們都稱陳增喜為“三多”局長、“三多”主席，大多忘了他大名叫啥。

　　35年“滄海桑田”。南陽地區變成了南陽市，南陽縣變成了宛城區，陳增喜也從翩翩少年變成了諄諄長者，從一線技術員變成了單位“一把手”。

　　但也有很多沒變的，比如晝夜不停流淌的白河水，比如他一年四季在地里穿梭的身影。

　　春天，他在潘莊村的紅米谷地里。

　　南陽有釀制黃酒的傳統，企業眾多。在黃酒釀制中，有一種特殊的紅米谷釀出的“紅黃酒”質量上乘，高出普通黃酒價格30%左右。但這種南陽盆地特有的優質原材料，由于缺少良種，近幾年已“瀕臨絕跡”。2014年，為搶救這一傳統優質作物，陳增喜六赴山西，終于找到這種紅米谷良種。他又手把手提供技術指導，幫助返鄉創業的楊倩，帶領老農經農業服務專業合作社大面積種植成功，并在去年成功釀制出南陽紅酒谷系列黃酒。“安神助眠，一推出就大受歡迎！”楊倩說。

　　產業幫農戶，幸福來敲門。在陳增喜的幫扶下，現如今，該合作社已建成優良品種培育基地50畝，種植紅酒谷1000畝，發展蔬菜大棚92個，幫助越來越多的貧困戶摘掉“貧困帽”、唱響“致富歌”。

　　夏天，他在龍王廟的葡萄樹下。

　　2010年8月，白河鎮龍王廟村農民杜思顯種的9畝葡萄眼看到了收獲季，卻出現病蟲害，一年辛苦要打水漂，全家人急得團團轉。“我老婆說，陳局長不是來咱這兒講過課？要不你打個電話問問？”老杜回憶說，當時他也是“死馬當作活馬醫”，就打了電話，“沒想到陳局長二話不說，一會兒就到了”。

　　經過實地查看、分析土壤，陳增喜建議他改種獼猴桃，并親自帶著老杜到西峽縣獼猴桃研究所篩選品種，教他用有機肥改良土壤，按技術規程操作。2012年，杜思顯的獼猴桃掛果2000多斤，第二年豐果期達5000多斤，當年就獲利2萬多元。

　　隔壁袁老家村農民袁延邦與杜思顯可謂是“難兄難弟”。他的10畝桃園品種不佳、效益低下。在聽說老杜的事情后，也給陳增喜打了電話求助。在陳增喜的幫助下，老袁的桃林更換了品種，改良了技術，第二年掛果，第三年豐收，每畝產量從3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種植面積已達500余畝，被農業部確定為優質桃標準化生產基地。在采訪中，兩位農民提起往事還是感慨不已：沒想到一個電話，能起恁大作用！

　　秋天，他在袁黃莊的蔬菜大棚里。

　　2004年秋，宛城區科協分包幫扶茶庵鄉袁黃莊村，派了兩個年輕技術員幫村民種大棚。時任科協主席的陳增喜不放心，三天兩頭往村里跑，褲腿一挽就下地，手把手教村民搭架子、育秧苗。如果當天趕不及回去，就在村部桌子上鋪床被子，湊合一晚。到了冬天，蔬菜一上市，種大棚的村民樂了，沒種的也服了。

　　10年過去，星星之火燎了原。袁黃莊的大棚面積已經超過1000畝，占該村可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二。更讓當地人自豪的是，別的村是出去打工，他們村是找人來打工。70多歲的老支書陳興亮，斜瞇著眼說：“俺這兒蔬菜從來沒有滯銷過！”為啥？“陳主席當年給我們打下了好底子，種大棚的現在個個都是技術員、信息員！”

　　冬天，他在裴莊村的培訓課堂上。

　　有一件事過去十幾年了，紅泥灣鄉裴莊村的群眾還是念念不忘。2002年深冬的一天，陳增喜和裴莊村干部約好去村里講課。當天早上，一場大雪不期而至，阻塞了道路。陳增喜雪人一樣趕到村里，村干部先是一愣，隨后緊緊握住他的手說：“這么冷的天，雪下這么大，俺們估計你不會來了。”這天，來聽課的群眾把村部會議室擠得水泄不通，連門口、窗戶外也站滿了人。

　　一看人太多，陳增喜干脆把桌子擺在院子里，頭上落著雪花、嘴里哈著白氣，講了兩個多小時，中午吃飯的時候，手僵得連筷子都拿不住了。村干部看到他眼圈發黑，眼皮打架，一問才知道，前一天晚上陳增喜岳母重病住院，他在醫院陪護了一夜。

　　…………

　　“三多”局長故事太多。在口口相傳中，“三多”局長的名號像春風一樣，傳向四野八荒，早就越過了宛城區的地界。

　　如果那個年代有“網紅”，陳增喜一定是個“大明星”。

　　他的粉絲量也在這樁樁件件為民服務的具體事中增長起來：30多年來，每年堅持下鄉超過200天，走遍246個村莊，培訓農民超過2萬人次，受益者超過10萬人。

　　在采訪中，陳增喜自我“檢討”道：這兩年事務性工作多了，年紀也大了，下鄉沒有以前頻繁了。但是受過他幫扶的農民、留下他足跡的鄉野、發展起來的眾多專業合作社，知道這幾年的節假日他去了哪兒、在做些啥。

　　在忙京宛合作平臺。

　　這是一個陳增喜為宛城區菜農“搶來”的機會。2014年春節剛過，南陽市要搞農產品進京計劃，一開始沒有宛城區的事兒。滿心惦著給農民找機遇的陳增喜多了個心眼，在市里有關部門去北京對接的路上，“偷偷”擠上了火車，向北京考察組專家匯報宛城區的環境優勢以及優質的蔬菜質量。

　　過了兩天，北京的6位專家來實地檢測，他已帶領科技局同事，連夜準備好進京蔬菜圖、綠色蔬菜分布圖等詳細資料，硬是贏得專家認可。幾經周折，最后確定該區進京涉及土豆、胡蘿卜、白蘿卜、大蔥、甘藍等品種，簽訂了1100余噸的進京蔬菜購銷合同，爭取到進京蔬菜1.5萬畝。宛城區景園現代農業示范園總經理唐云清說，每到收獲季，我們這些種菜的都感念陳局長，是他給宛城區的菜農爭到了一張“進京通行證”。

　　在忙宛艾推廣計劃。

　　“種點啥？”“賣給誰？”“錢從哪來？”“地該咋種？”無論走到哪里，陳增喜腦子里都帶著這些問題。當傳統的種養業遇到瓶頸，他盯上了“方興未艾”的艾草業。“目前艾根5000元一噸還搶不到,一畝地可以產一噸。艾稈兒帶葉一年可以收割5茬,每茬可產一噸半,平均3000元一噸。”陳增喜扳著指頭跟記者算，“你想想，這要是推廣開來，該是多大效益！”

　　通過大量研究，陳增喜從100多個野生艾品種中，篩選培育出了適合南陽種植的宛艾1～5號良種，結束了南陽沒有自己的艾品牌、給全國打工的局面。目前，在陳增喜的引導下，宛城區已發展艾草5000多畝。他的目標是，2017年帶動附近縣區種植3萬多畝，在整個南陽市推廣種植10萬畝以上，讓更多群眾致富。

　　在忙一切能讓更多群眾走上小康路的事情。

　　南陽龍道生態農業科技公司、宛城區金紅光食品公司、南陽友聯農業開發公司、黃臺崗鎮眾森林業合作社、神農食用菌合作社、秋田農民專業合作社……沿著陳增喜的足跡采訪，我們還發現，他的朋友們——農民也好，企業家也罷，都對他有一種近乎膜拜的信任：

　　省級龍頭企業、前身是紅光肉聯廠的金紅光食品公司，2003年遇到經營危機，陳增喜建議他們轉型種甜玉米、豌豆，負責人王志勤二話沒說拉著他就去北京挑良種；

　　茶庵鄉三八村胡金廣的水產養殖合作社想擴大規模，陳增喜勸他添置水處理系統，一套下來近30萬元，這位憨厚老漢扭頭就把存折拿了出來；

　　紅泥灣鎮裴莊村“打工妹”楊倩，拿出辛苦攢下的錢想創業，陳增喜結合當地情況，提議恢復傳統的紅酒谷種植，再結合政策，建個扶貧產業園，她毫不猶豫，全盤接受；

　　匯博生物公司于去年成功上市，企業老總朱天鋼與陳增喜也只不過見了幾面，就毅然決定入駐宛城區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

　　南陽卉農生物有限公司創始人周云，在報紙上看到“雜交構樹”是國家推廣的“十大精準扶貧項目”之一，想投資又怕有風險，找到陳增喜，談了一番話，就吃了定心丸；

　　…………

　　信任從哪里來？

　　與陳增喜打了半輩子交道，今年已經73歲、走起路來仍風風火火的老太太王志勤，扳起手指總結道，增喜有“三真”：

　　真懂。宛城區政協委員、一通防爆公司董事長王長懷說，走南闖北這么多年，陳局長是他少見的既懂技術，又懂政策、懂規劃的干部。

　　在陳增喜的辦公桌下，塞滿了各種科技書籍、企業科技成果申報材料和產業發展規劃，該區5個綠色蔬菜科技示范基地、15個生態農業科技示范園區、20余家農業部有機農產品認證企業，幾乎都是在他的規劃、指導下發展起來；該區3個眾創空間、1個科技孵化器、諸多企業研發中心等，也都如同他一手帶大的孩子，熟得不能再熟。

　　真干。陳增喜從來就不是一個嘴皮子干部，身先士卒是他的座右銘。2000年，為了推廣高效生態農業，他帶著10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到白河東岸的沙崗村，包下300畝河灘地，一邊研究用沼泥改造沙灘，一邊種植外地引進的新品種。如今，當年的黃沙灘已經碧草成茵，果樹成林，成為人們休閑的好去處。

　　吳志強曾留心觀察過，一個星期里，他們的陳局長至少有4天在田間地頭度過。他下鄉給群眾授課，手把手教技術、面對面答疑難，幾乎是哪里需要就出現在哪里，無論刮風下雨，不管路途遠近。

　　真誠。“隨叫隨到，一不吃請，二不收禮”，曾向陳增喜求助的人，都這樣說。王志勤回憶說，2004年7月份，為了選取蔬菜良種，陳增喜陪著她坐了一天的悶罐大巴跑到山東萊陽，又折到河北，回來時車壞了，熬了個通宵才修好。“到了南陽，我過意不去，說請他吃個飯，他要了碗面條，吃完就走了。”

　　前些年任區科協主席時，陳增喜把家里的電話開通成了“免費咨詢熱線”，只要在家，每天晚上7點至9點都為農民兄弟解疑答難，如果遇到災害性天氣，“熱線”常持續至深夜。這個“習慣”，至今未變，數以千計的農民聽過他的“空中教學”。

　　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輩子好事不易；幫扶一次群眾不難，難的是35年幫扶不斷。

　　他把群眾背在身上，群眾也把他舉得很高。到市場買菜，認出他的農民把成捆的菜往他自行車上搬，咋說都不要錢；下鄉去講課，一到地方就被熱情的村民往家里拉。

　　有位陳增喜的老領導開玩笑說：“我們都不愿意跟增喜一起下鄉。為啥？不管到了哪個村兒，群眾都把他圍起來問長問短，其他人都成了配角。”

　　在宛城區委大院門崗，只有陳增喜的訪客能享受一種“特殊待遇”。“到科技局找他的總是最多。前些年還登記，現在只要說是找陳增喜的，一律放行。”一位保衛處工作人員說，“都是來找他請教致富的，咱不能耽誤陳局長做好事。”

　　陳增喜就是這樣，用他的為民情懷感染著每一個人。問他為啥，他說：“看到群眾致富了，我比弄啥都開心，高興得都想蹦起來！”

　　一種不慕富貴的干凈品質

　　“當干部就不能想著掙錢”

　　拿著陳增喜現在的照片，對比他10年前的老照片，會發現沒有什么變化：還是一身老式西服，還是一雙大頭皮鞋，還是一件白襯衣，天冷的時候加一件老式毛衣。

　　然而這些年，陳增喜身邊的朋友們卻大多都“發”了：胡金廣、王志勤，早就成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曹旭鐸、楊倩，每年也有百萬元左右收益；合作社的菜農、袁黃莊的“棚總”，也買起了小汽車；甚至聽了他的建議，剛種艾草沒兩年的瓦店青年陳博，也挖到了第一桶金。

　　似乎只有他，還是老樣子：濃眉，方臉，雙目炯炯，翹唇帶笑，聊起農技滔滔不絕，問他別的“惜詞如金”。在一群“金光閃閃”的人中間，他簡直“樸素如泥”。

　　從創業時就跟陳增喜處成朋友的王長懷，曾經這樣評價他：一身都是商機，兩袖清風來去。

　　“增喜要是想發財，多的是機會，可惜他不要。”王長懷說。

　　這話不假。

　　在天冠集團生產乙醇的副產品中，還有一種被當地百姓稱為“面醬糟”的廢料：看起來像芝麻醬，卻散發著臭味，以前是個禍害，白送都沒人要，只能當作廢棄物排了。2005年，陳增喜在溧河鄉十里鋪村駐村幫扶，距離企業不遠。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面醬糟”排出的地方，周圍的樹木長勢特別好，于是提取了樣本回去化驗：蛋白質含量46.8%，木糖醇含量26%，都是好東西，就是酸度太高。

　　他聯想到村民會在一些發酸的飼料里放堿中和，于是試著調和“面醬糟”里的酸堿度，給奶牛“試吃”，結果令人欣喜：吃了“面醬糟”的奶牛產奶量高、質量好。

　　“增喜出手，‘點石成金’。現在一噸‘面醬糟’能賣到300多塊錢，趕上一噸優質煤炭了。”天冠集團的一位負責人透露，僅此一項每年獲利6000多萬元，竟然成了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然而陳增喜無償把“秘訣”給了企業，沒有從中獲利一分錢。想一想當年“橫行”大江南北、“買房如買菜”的煤老板，就知道他將多大一筆財富拱手讓人了。

　　大宛農合作社，是南陽當地頗具規模的農業合作社平臺。從成立之初，陳增喜就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編教材、做培訓、出雜志等等。壯大起來之后，合作社的負責人過意不去，多次提出要贈給陳增喜一部分干股，權作勞務費。陳增喜堅辭不受：“這是我們科技局分內的事，收錢算怎么回事！”時至今日，陳增喜還是這本《宛農春秋》的“無稿費主編”。

　　這世上還有人嫌錢扎手？陳增喜似乎就是這樣的人。“過寶山而不入”，他寧愿做這種“傻子”。

　　在他看來，“大錢”扎手，“小錢”也扎。

　　2004年6月的一天，烈日當頭。金華、黃臺崗、官莊鎮農民先后打來電話求助，說是玉米螟災情嚴重，撒了呋喃丹還是止不住，眼看蟲災就要蔓延。他立即借車趕到現場，在一米多高的玉米地里，逐塊查看３個多小時，汗水和著玉米葉上的刺毛往下淌，從地里出來雙臂都是血道道。等到處理完畢，已是下午２點，村干部一看飯點兒都過了，有些過意不去，要塞給他50元當飯錢，他說啥不要，跳上車就返程了。

　　陪王志勤去山東萊陽考察脫水蔬菜那次，如果從南陽汽車站坐車，要180元；從紅泥灣坐，要100元。為替人家省下這80元，他愣是先坐公交車到紅泥灣，再倒車去山東。

　　然而花起自己的錢，他就沒那么摳了。

　　公車改革之后，從公務平臺要車很多時候沒那么及時，為了節約時間，陳增喜常常開著自己的私家車去給農民幫忙。一個月下來，往往要搭進去1000多元油費，而他自己的職級工資，也不過3000多元。

　　前年，匯博生物公司入駐園區不久，陳增喜即著手幫他們編制高新企業申報材料，為了趕時間節點，他自己先墊付了兩三千元材料費、申報費。“這事兒過了半年我們才從別人那里知道。”朱天鋼說起此事，仍感動不已。

　　陳增喜的親戚朋友都知道，他是家里職稱最高的人——上世紀90年代就評上了高級農藝師，相當于副高職稱，卻是收入最低的人——不要說妻子曹志華，就是剛剛畢業沒幾年的兒子，收入都比他高得多。

　　對此，他看得很開：“為民服務不圖錢，吃飯睡覺都香甜。當了干部就不能想著掙錢，想掙錢就不要當干部。”

　　“我父親曾經跟我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說，拿單位發的工資，對得起我的身份，對得起我的工作，對得起我的良心，我很知足。

　　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三不打牌，更不愛錢。陳增喜到底喜歡啥？

　　可能是面條吧？因為他不管是下鄉指導農民種菜，還是到企業解決問題，人家想留他吃頓飯，他總是一碗面條就打發了自己。記者陪他下鄉采訪一整天，晚上回到公務灶，他也是要一碗面條，就又忙著值班“雙創”去了。

　　更可能是學習。陳增喜有個雷打不動的習慣，如果不開會，每天早上到辦公室先在網上瀏覽一小時新聞，晚上睡覺前再看一小時書，辦公室除了訂閱的各種黨報黨刊，還有十幾種科技書籍、雜志。人們都知道他風里來雨里去的忙，卻鮮有人注意，年過五旬的老陳，已經悄悄讀完了西北農林的本科、華中農大的碩士，還拿到了第一批國家注冊高級咨詢師證書。

　　“這個證了不得。”經常到北京、上海出差的王長懷跟記者介紹，“在北上廣的高檔寫字樓里，注冊高級咨詢師可是按分鐘收費的。”但到了陳增喜手里，這證就“白瞎”了。別說咨詢費，20多年來為農民朋友講課、培訓，他哪里收過一分錢？

　　圖啥？“咱動動嘴皮子，擼擼袖管子，就能讓農民朋友致富，這多得勁兒！”

　　這是黨員干部應該追求的“得勁兒”：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百姓。

　　行走在人群里，他像個普通人那樣，歲月靜好，家庭和睦，低調地做著他覺得該做的事情；聚焦在燈光下，人們才發現，35年過去，再評價這個人的時候，已經需要仰視他了。

　　這就是陳增喜。

　　他像一顆不生銹的鐵釘，35年扎根基層，在農技一線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像家鄉清亮的白河，一年有200天走在鄉野，滋潤著十余萬農民的莊稼和心田；他更像一座獨玉雕成的豐碑，那上面不但有無數的榮譽和獎章，還折射太陽的光芒，照亮年輕農業科技人的夢想。

　　陳增喜的背后，是宛城碧綠的田野，蜿蜒的白河；再往后，是廣袤的中原，雄壯的黃河。成千上萬個科技局長陳增喜，撐起了河南糧食產量十二連增的豪邁，夯實了河南“國家糧倉”的底氣；成千上萬個黨員干部陳增喜，扛起了打好“四張牌”、讓中原更出彩的歷史使命，更挺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脊梁。